关于孔子对臧文仲的评论
已故著名史学家童书业说：
春秋时代已很多有学问的人，如鲁国的叔孙豹、齐国的晏婴、晋国的叔向、楚国的左史倚相、吴国的公子季札等，都可以算是当时的大学者。这些人之中，尤推鲁国的臧文仲和郑国的子产是不世出的圣贤。臧文仲能够立言垂世，子产能够有很开明的新思想，施之于实际的政治。等到孔子出世，集古代思想学术的大成，开始建立哲学的系统，真正的士大夫阶层就由他一手造成。[26]
童先生还称臧文仲是春秋时的“学人”[27]、贵族阶级中的“学者”[28]。这的确是十分精到的见解。孔子之前，学者不乏其人，然而，诸如叔孙豹、晏婴、叔向、左史倚相、公子季札等却都晚出于臧文仲，至于与文仲并称为“圣贤”的子产，则其时已近于孔子时代。在鲁国，僖公、文公之时，臧文仲有很高的地位。他为鲁国出谋划策，也为了鲁国而奔走，但更多的，臧文仲似乎更具“学人”形象。《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范宣子与叔孙豹讨论“不朽”问题时，范宣子说：“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叔孙豹说：“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一般讲来，君者立德，武者立功，文者立言。作为“学人”，臧文仲便成了“立言”者中的典范。正如为了学礼，“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29]一样，季孙行父曾随文仲学习“事君之礼”，在这里，臧文仲也是以学者的身份出现的。事实上，不仅在鲁国，就是在整个春秋时代的各国，臧文仲都是最早的“有学问的人”。
孔子出生于臧文仲死后67年，两人虽同为鲁国的著名学者，但一位生活于春秋前期，且居官在位，家族兴盛，一位处在春秋末叶，仕途坎坷，家族衰落，他们的思想有很大差别。同以前鲁人对其“先大夫臧文仲”的敬重不同，孔子曾批评臧文仲。据《左传》文公二年载：
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案：知通智）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不过，孔子对臧文仲的评价，乃是用他自己的“仁”、“智”标准来衡量的，其中难免存在偏颇之处。
孔子以维护周天子的一统天下为己任，通过对传统与现实的反思，形成了他的一整套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他的理论表现为对现实的反动，带有明显的“尚古”和“从周”特征。孔子的思想表现出了重农与重礼的特点，而与此相违背的行为便成了孔子抨击的对象。
臧文仲“废六关”[30]、“妾织蒲”就与孔子的重农思想相悖。废六关，杜注云：“寒关、阳关之属凡六，关所以禁绝末游，而废之。”孔颖达疏曰：“民以田农为本，商贾为末，农民力以自食，商民游以求食。《汉书》：贾谊说上曰：‘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其本，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归南亩，则蓄积足矣。’杜称‘末游’者，谓此末技游食之民也。《周礼·司关》‘司货贿之出入，掌其治禁’，是所以禁绝末游者，令其出入有度。今而废之，使末游之人无所禁约。”妾织蒲，《孔子家语》作“妾织席”，是知织蒲即织席。杜注曰：“家人贩席，言其与民争利。”孔颖达疏曰：“《大学》云：食禄之家，不与民争利。”这里，臧文仲的行为显然是与孔子的思想不合拍的。臧文仲废除关禁，鼓励人们离农从商，使末游之人侵害农民；家人从事贩卖，与民争利。所以孔子便视此为“不仁”的行为。
孔子又批评臧文仲“下展禽”、“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
展禽即柳下惠，又称柳下季。臧文仲很尊重展禽，曾向他请教御敌之策和接受他的正确批评。
但是，臧文仲与展禽在思想上毕竟是不一致的，在鲁国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庙”时“跻僖公”这件事上表现得尤为显著。臧文仲“纵容”夏父弗忌“跻僖公”的做法。而展禽正相反，他赞同宗有司的话，对夏父弗忌大加鞭挞，认为他既犯“鬼道”，又犯“人道”。展禽对夏父弗忌的批评，也意味着他与臧文仲之间的主张不合。孔子昧于此，便对臧文仲加以指责，说：“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31]又说：“臧文仲安知礼？夏父弗忌逆祀而弗止也。”[32]孔子赞成的是严格的周代礼制，所以，在他们两人中，孔子欣赏柳下惠，甚至他对臧文仲的批评也与柳下惠一致。如文仲让国人“祀爰居”时，柳下惠曾指责臧文仲不仁、不智：“今海鸟至，己不知而祀之，以为国典，难以为仁且智也。夫仁者讲功，而智者处物。无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能问，非智也。”[33]同柳下惠一样，孔子也指责臧文仲不仁、不智，而且指责得更多，连“下展禽”、“纵逆祀”也包括在了里面。
“作虚器”是指臧文仲私蓄大蔡之龟，并作室以居之之事。《论语·公冶长》记孔子说：“臧文仲居蔡，山节藻税，何如其知也？”所说即此事。孔疏曰：“郑玄云：节，柄也，刻之为山。棁，梁上楹也，画以藻文。蔡谓国君之守龟。山藻节棁，天子之庙饰，皆非文仲所当有之。有其器而无其位，故曰虚。君子不僭上，其居奢如此，是不知也。”孔子强调礼，而其根本在于“名”，“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34]，他重视“正名”[35]，从而以“名”定“位”，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36]，以“位”为政，使上、下不相僭越。所以《周易·艮·象传》中说：“君子思不出其位。”正因如此，鲁三家唱着雍诗撤除祭品、“季氏八佾舞于庭”、季氏要去祭祀泰山，都是孔子看不惯的事情。所以，臧文仲“作虚器”也自然地受到了孔子的指责。
综观孔子对臧文仲的批评，倒明显地透露着臧文仲不墨守陈规的特点。当然，象“祀爰居”之类确可列为他“不智”的方面，连他本人当时也知道了这一点。然而，其它几点并不也尽可作如是观。臧文仲不专注农业，甚至鼓励人们从事商贾末业，对于素有重农传统而带有封闭意识的鲁国来说，倒不失为开明的举动。
也许是由于孔子曾批评臧文仲的缘故，儒家经书中除了指责臧文仲的话外，没有一点孔子对臧文仲的其它评论。孔子谙于鲁事，一定对臧文仲比较了解，他离文仲时代不远，二人又同处鲁国，孔子不可能不受到文仲的影响。
《左传》文公二年孔颖达疏曰：“鲁臣多矣，而（孔子）独讥文仲者，以文仲执国之政，有大智之名，为不智之事，故特讥之。其余则不足责矣。”孔子指责臧文仲本身已证明他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文仲教季孙行父事君之礼时曾说：“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后来，郑子产向然明问政时，“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37]一个说的是事君，一个讲的是待民，二者似乎同出于一人之口。又如文仲听说宋襄公欲合诸侯时说：“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后来，子产也说：“求逞于人，不可；与人同欲，尽济。”[38]两人的话如出一辙。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39]，“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0]，其精神也显然是与之相通的。我们虽不能肯定孔子的哪部分思想就来自文仲，但臧文仲曾立言垂世，孔子受其影响是容易理解的。孔子批评臧文仲“下展禽”，但这并不是文仲“知贤不举”，而是由于他们的思想有相抵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