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传统与鲁国政治
鲁国对周代礼乐的完整保存和实施，是与鲁人对于礼乐功能的认识相联系的。从《礼记》一书看，他们的这种认识确已达到了相当的程度。[34]他们认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35]，“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36]。而乐的功能也不仅仅是在协调劳动和娱乐方面，它能够“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在不同等级的人们心灵间起着沟通与和谐作用，“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37]，可见，乐乃“和之道也”[38]。礼和乐性质不同，但两者一分一合，刚柔相济，因礼而造成的差等的神圣性，可以由乐进行协调，故《礼记·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所以说，就周代礼乐的本质而言，它是周族统治者的一种政治统治工具。
鲁秉周礼，对维护鲁国的安定同样起了积极作用，这在西周时期乃至春秋前期表现比较明显。最典型的事例发生在鲁闵公年间，当时，齐欲伐鲁，齐公问仲孙湫曰：“鲁可取乎？”仲孙湫说：“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39]此时，鲁正遭庆父之乱，但尚秉周礼就难以攻取，这是因为周礼可起到一种协调人心的作用，在统治者内部，它可以防止和调节矛盾，而对下层人民来说，周礼既有慑服之威，又有收罗人心之用。仲孙湫说鲁以周礼为本确是切中要害的。鲁人都知道礼有“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40]的功能，因而他们也认识到“服于有礼，社稷之卫也”[41]，“无礼必亡”[42]，故对周礼怀有极大热忱。《礼记·礼运》说：“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尚在，国不可亡，礼之关乎国泰民安，于此可见。
在宗法制度下，“尊尊”和“亲亲”可谓两条根本原则，也是周礼的基本要求。鲁国初建时，周公也为鲁国确立了这样的治国方针。[43]因此，鲁国保持的礼乐传统便一直贯彻尊尊、亲亲的精神。
《礼记·明堂位》说，鲁国“君臣未尝相弑也，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对这句话，我们自不能进行绝对的理解，《礼记》中《明堂位》一篇，多出鲁儒之附会，然其言固亦有本。[44]诚然，为了争权夺位，鲁国也发生过类似兄弟骨肉相残等事件，但比之其他不少国家，鲁国的情况要好得多，尤其春秋中期以后更是如此。昭公后期，鲁君与季氏矛盾激化，而季氏对昭公的尊敬却始终如一。当郈氏、臧氏等拥促昭公攻伐季孙意如时，季氏“请待于沂上以察罪”；不得允许，又请“囚于费”；再不许，又请“以五乘亡”。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双方开战，昭公因兵败而不忍屈辱出走国外，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季孙意如仍希望“得改事君”[45]。在此后的7年中，不仅国内照常安定，而且季氏本人也丝毫没有占取君位的意图。这种看似反常现象的出现，与鲁国的礼乐传统肯定是不无关联的。
周室东迁后，王纲解纽，礼坏乐崩，但在鲁国，仍有许多知礼之人，他们虽然对周代礼乐采取的态度不尽相同，但在尊敬君主方面却无二致。如立言垂世的臧文仲和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他们分别处在春秋前期和末叶，都是鲁国的“大学者”[46]，由于身份与时代的差异，臧文仲不少与传统不合的行为受到了孔子的指责，但两人的君臣观却没有什么差异；又如被后世儒者奉为道德楷模的柳下惠，尽管他与当政者不合而且官小职微，卑为士师，但他毕竟知礼明礼，并把礼作为道德的堤防，故能在遭到“三黜”之压抑的情况下，仍能事人以直道，不易其操守。别人劝他离开鲁国，他却留恋父母之邦，依然“油油然”处于下位。这在客观上对鲁国的安定也是有利的。所以，比之他国，鲁国的社会秩序是较稳定的。
如果说周礼的“尊尊”原则给鲁国带来了政治稳定，那么，同为周礼要义的“亲亲”原则却似乎造成了相反的结果。
自建国之日起，鲁人的“亲亲”观念便逐渐深入人心，他们十分相信“非吾族类，其心必异”[47]的古训，使掌握鲁国大权的卿族一直限定在“伯禽之后”的范围内，异姓家族均被排斥在外。其他国家则不然，在姜姓齐国，“举贤而上功”[48]乃是其建国方针之一，异姓的管仲甚至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在与鲁国同为姬姓的晋国，范氏、中行氏也都曾取得了一定权力。这与非公族不得执国政的鲁国形成了明显对比。这样，鲁国的贤能之士很难进入到政权中来，使得其统治集团缺乏勃勃生机。
与其“亲亲”原则有关，鲁国卿族还总是不绝后嗣。鲁卿在位时，不论其行为怎样越轨，他对其宗族影响并不太大，即使像庆父和东门襄仲这样给公室带来极大危害的人，除了他们本人得到了应有下场外，其宗族却没受到什么牵连，他们依然在鲁国享有高官厚禄。首先，这或许与周人“兴灭国，继绝世”的传统有关。天子建国，诸侯立家，鲁卿大夫之于鲁国，亦似于各诸侯国之于宗周，大概鲁国把周代“兴灭继绝”的传统扩大而及于本国的卿大夫。另外，更直截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鲁卿族与鲁君同宗共亲，鲁人尤为注重血亲关系，这必定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他们保存卿族宗祀的观念。故鲁卿大夫中虽有人遭遇罪黜，然其封邑却仍保留下来。这样，在鲁国，卿族一旦有了一定势力，也就站稳了脚跟，他们的权力无限制地发展下去，便逐渐对公室形成尾大不掉的局势。到春秋中后期，终于出现了公室衰微而大夫专政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