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桓的内部之争
三桓同宗同族，在对待公室的立场上基本是一致的。为维护其专权地位，三家总是勾结在一起，相互支援。昭公之变时，季孙氏幸得叔孙氏家臣相救才得以转败为胜；阳虎之变中，季孙氏幸得孟孙氏全力相救才得以死里逃生。正是由于三家密切合作，才得以长期控制鲁君与鲁国政局。但这并不意味着三桓之间就是“亲如兄弟”，其实，自庆父、叔牙、季友起，三桓便是以手足相残而问世的。其后，三家为了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一直在不断地争斗。
三桓之中季孙氏最强，居首领地位。这除因为季友曾有大功于鲁国以外，还与季孙氏后人善于利用各种条件争取实利、压制孟孙、叔孙氏有关。鲁昭公四年（前538），叔孙穆子卒。叔孙穆子生前曾受周王“大路”之赐，叔孙氏家臣欲以此“大路”之车陪葬。季孙氏竟欲以“冢卿”尚无路车，而“介卿”不当以葬为由，阻止此事。此时，叔孙氏家臣竖牛为乱，季孙氏却以为“叔孙氏厚，则季氏薄”，非但坐视不救，反纵使家臣助竖牛为乱。叔孙穆子之子叔孙昭子时，曾受周王三命而为卿。依古制，一命之官于乡里中依年龄大小为次；二命之官于父辈中论年龄大小；三命之官则不论年龄，其官大，便可以在父辈兄辈之前。季平子认为叔孙昭子超过了自己，竟欲使昭子自贬黜，足见其蛮横。昭公二十一年（前521），晋大臣士鞅来聘，季孙昭子负责接待。季孙氏为挑拨叔孙氏与晋人的关系，使有司有意不礼于士鞅，以致使鞅大怒，鲁、晋关系险致恶化。
孟孙氏的实力仅次于季孙氏，因此，孟孙氏时有取季孙而代之之心。昭公之变，季孙氏告急，孟孙氏却持骑墙观望之势，心存侥幸。后见叔孙氏家臣助季孙，方才杀郈昭伯而响应。阳虎之叛，显然也威胁到了孟孙氏的安危，因此孟孙氏才出手相救。但当季桓子孤身逃往孟孙氏时，孟孙氏家臣又欲杀之。堕三都时，孟孙氏表面上支持，暗中却支持家臣对抗，显然是要保持其实力。哀公十一年（前484），齐师伐鲁，逼迫鲁都。因为政在季氏，孟孙、叔孙二氏竟毫无应战之意。后孟懿子虽勉强同意参战，拖了四、五天以后才派其少子帅军出征，而且遇敌后一触即溃，残局全留给了季孙氏。
叔孙氏在三桓中最弱，常为季孙、孟孙压制，因此与二家矛盾尤烈。鲁成公时期，叔孙侨如与成公母穆姜私通，“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穆姜多次逼迫成公驱逐季孙氏与孟孙氏。
成公十六年（前571），晋召鲁会于沙随，谋伐郑。成公及季文子因防备国内生变而迟到。叔孙侨如便暗中使人告诉晋大臣，说鲁侯及季孙氏是想坐观晋、郑之争，故而迟迟不至。并说：“鲁之有季、孟，犹晋之有栾、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谋曰：‘晋政多门，不可从也。宁事齐、楚，有亡而已，蔑从晋矣。’若欲得志于鲁，请止行父（季文子）而杀之，我毙蔑（仲孙蔑，孟献子）也，而事晋，蔑有贰矣。鲁不贰，小国必睦。不然，归必叛矣。”[1]晋人果然拘禁了季文子。但不久，季文子被赦，叔孙侨如被加以“欲废国常，荡覆公室”的罪名，被驱逐出境。
因叔孙氏弱小，在参议国事时也多不被重视，许多正确意见也不为季、孟采纳。如襄公三十一年（前542），叔孙豹赴澶渊之会时，见晋执政大臣赵武将死。回国后，建议鲁及早靠近韩宣子。先与孟孝伯言：“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谆谆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赵孟死，为政者其韩子乎？吾子盍与季孙言之，可以树善，君子也。晋君将失政矣，若不树焉，使早备鲁，既而政在大夫，韩子懦弱，大夫多贪，求欲无厌。齐、楚未足与也，鲁其惧哉！”孟孝伯竟回答说：“人生几何，谁能无偷？朝不及夕，将安用树。”表示出对鲁前途漠不关心的态度。再与季孙言，季孙不从。结果赵武死后，鲁、晋关系日益恶化，“鲁不堪晋求，谗慝弘多”[2]。
也是在襄公三十一年，襄公卒，季孙、孟孙欲拥立公子裯即位。叔孙豹表示反对，理由是：“太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丧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谓不度。不度之人，鲜不为患。若果立之，必为季氏忧”。季武子不听，终立之，即鲁昭公。后果有昭公之变。
因叔孙氏弱小，季孙氏联合孟孙氏把持国内大权，朝、聘、会、盟等外交事务则多交叔孙氏具体执行，形成所谓“叔出季处”的局面。叔孙氏虽然心怀不满，但因又要依靠季、孟，只好忍气吞声。鲁昭公元年（前541），叔孙豹正在虢参加晋、楚召集的弭兵大会。季武子竟置叔孙豹生死于不顾，于此时帅师伐莒。莒人诉于会，楚人要求处死鲁使。叔孙豹被执，自怨自艾说：“虽怨季孙，鲁国何罪？叔出季处，自由来矣，吾又谁怨？”[3]后因晋人力争，叔孙豹才得逃脱。归国后，季武子至其宅慰问，叔孙豹“日中不出”。后因想到“吾不难为戮，养吾栋也。夫栋折而榱崩，吾惧压焉。故曰虽死于外，而庇宗于内，可也。今既免大耻，而不忍小忿，可以为能乎？”[4]于是又出见季孙。
叔孙氏因自己无力与季、孟抗衡，故而时常倾向于鲁公，是三桓中对鲁公态度最友善的。昭公之变时，季孙昭子恰好外出，其家臣助季孙逐昭公。叔孙昭子回都后，指责季孙“以逐君成名，子孙不忘，不亦伤乎！”季平子也表示后悔无及。叔孙昭子马上冒着生命危险只身赴齐见昭公，密谋回鲁事宜。岂知季平子后又反悔，拒绝让昭公回国。叔孙昭子耻为季孙所欺，“斋于其寝，使祝宗祈死”，终于自杀以示不满。
入战国后，三桓之间的矛盾也是有增无减。据《墨子·耕柱》载：“季孙绍与孟孙常治鲁国之政，不能相信，而祝于丛社曰：‘荀使我和……’。是犹弇其目而祝于丛社也，‘苟使我皆视’，岂不缪哉！”由此可见，三桓之间的不和在战国时已是有目共睹，举世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