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桓公弑立
隐公既长且贤，摄国当政，他南面数载，实无甚败德。他在行君位之政时笃守居摄之义便是很好的说明。他的生母声子去世后，既没有给诸侯发讣告，安葬后也没有回到祖庙号哭，更没有把神主放在她婆婆神主的旁边，《春秋》只称其为“卒”而不称“薨”，只是因为她是隐公生母而称之为“君氏”。桓公母仲子死后则不然，隐公五年九月，特为她建成了宫庙。在祭庙献演万舞时，隐公特意询问了执羽舞人的人数，以能合于礼法。
不过，据记载，隐公也有过一次违礼的行为。五年春，隐公打算到棠地（今山东鱼台境内）观鱼。臧僖伯极力加以劝阻，说：“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然而，尽管如此，隐公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到棠地“陈鱼而观之”。当时，隐公往而观鱼时，僖伯称疾不从。僖伯去世时，隐公痛心地说道：“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于是加一等级安葬僖伯。
隐公摄政10余年，桓公已经长大。因此，隐公打算把国君的位子交给他。并让人在菟裘（今山东泗水北）建筑房屋，准备养老了。然而隐公没有想到，突然萧墙生变，自己连性命也赔了进去。
原来，鲁国宗室有一位公子翚，字羽父，此人一向恣意专行。隐公四年诸侯伐郑时，宋公使来鲁国乞师，隐公推辞了，他却固请以师会之。隐公十一年（前712年），为了求得太宰的官职，他又请杀掉桓公。当听说隐公欲还位于桓公时，羽父害怕了，便反过来向桓公诬陷隐公而请求杀掉隐公。
隐公还是公子的时候，曾与郑国人在狐壤作战被俘。被囚禁在郑大夫尹氏那里。隐公贿赂尹氏，并在尹氏的祭主钟巫神之前祷告，于是就和尹氏一起回国，而在鲁国立了钟巫的神主。十一月，隐公将要祭祀钟巫，在社圃斋戒，住在寪氏处。羽父趁机使人刺杀隐公于寪氏家中，而立桓公为国君。又把弑君罪名推到寪氏头上，派人攻打寪氏，枉杀许多寪氏家人。桓公也没有按照国君规格为隐公举行丧礼。
对于桓公弑隐公而自立，韩席筹曾有过一番议论：
隐之为君，于义未为不正也。乃欲追成父志，俟桓少长而授国焉。故凡隐之立，为桓公也。为桓公者，宜如何感激报称，敬爱君兄，而恪遵教训。乃齿未及冠，遽信贼臣之言，为此篡逆。呜呼，若桓者，可谓鲁之乱臣贼子，而春秋之罪人矣。或曰，翚请杀桓公，隐不听，翚惧，乃潜隐于桓而请杀之，则桓未与乎轼君可知矣。曰否，隐摄位而将授桓，国人所共知也。桓不有欲速之言，翚何由动心。翚之请杀桓者，知隐不去桓，而桓将不利于隐也。不然，知隐之让桓甚诚，何为无端而请杀桓耶？隐闻翚之言，不能诛翚而让桓，是隐之过也，东坡尝惜其不敏于智矣。然犹失之仁柔。若桓听翚之谮，不能执之以告君，又不以严词禁阻，而其心不可问矣。然犹可诿之初不及料。及君既弑矣，而欣然行即位之礼，庇贼不讨，葬不成丧，又何以自解乎？吾尝疑仲子之祯祥，及翚之请杀桓公为莫须有之事，皆桓之子孙饰词造作以明其为嫡，而抵其弑逆之罪，读此篇而益信。[26]
透过这篇议论，桓公之弑的内情可谓昭昭然矣。
桓公与隐公不同，他即位之后，当政18年，违礼的举动实在不少。当然，这也与当时天子衰微，对诸侯失去统驭力量有关。据说，周时，天子每隔几年要到全国各地去巡视一番，以考察诸侯的政绩，称为“巡狩”；而诸侯也要在一定时间到王都朝见天子，称为“述职”。然而，平王东迁以来，“巡狩”、“述职”之事渐少。郑国原有参与周天子祭泰山的义务，故在泰山下有“祊田”，田中收入以供祭祀之用。鲁又有“许田”，距周王室不远，是鲁君朝见天子的驻足之地。在天子无力“巡狩”的情况下，郑之“祊田”便无用了，欲交换鲁之“许田”，但隐公时，或由于考虑有朝王之用，这种交换没有成功。桓公刚刚继位，便答应了郑人以“许田”交换“祊田”的请求。这个交换的成功，既表明天子巡狩礼的崩坏，也说明诸侯朝王“述职”礼的衰败。
按规定，诸侯新即位，在为去世的君主治丧结束后，应当去朝见周天子，天子按其原来的爵位赐以衣冠和圭璧等礼器，称为“受命”。东周时，多改为派人向周王“请命”，周王则派人把册命送去，谓之“赐命”。在鲁国，隐公摄位，自不会向天子“请命”。而桓公在位时也没有请命于王室。直到桓公死后，其子庄公才派人“请命”于周天子，所以，直到庄公元年（前693年），周王才派荣叔册命桓公为合法鲁君。
桓公典型的违礼之举，是他即位次年将宋国贿赂的郜大鼎置于鲁太庙（即周公庙）中。郜国为一姬姓小国，其国境约在今山东成武东南，其始封者为文王之子。部国灭于宋后，其所铸鼎亦归于宋。桓公二年（前710年），宋发生内乱，其太宰鉴于战争连年，民不堪命，遂借机杀了殇公和司马孔父嘉，而召庄公于郑而立之。为求得各国支持，遂以郜大鼎贿赂鲁桓公，对齐、陈、郑等也各有贿赂。所以郜鼎乃昭违乱之赂器，不应放之于太庙之中。诚如臧哀伯谏阻桓公时所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照临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照临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太庙，以昭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哀伯认为：“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义土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太庙，其若之何？”臧哀伯以德相谏，都受到周内史的称赞。但桓公却置若罔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