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教育的没落与私学的兴起

学在官府的情况到春秋时期也有所变化。当时又出现了保傅之官，如鲁闵公“有傅夺卜田，公不禁”[12]，说明鲁国有傅存在。这说明春秋时期虽然仍是学为官守，但贵族子弟已不像西周时那样进入特设的学校就学，而由师傅在家教诲。

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教育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原来由官府垄断的教育逐渐瓦解，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13]的局面，不仅官府收藏的典籍文献开始流散到民间，而且曾在官学中任教的人也分散到平民中去。原来平民所受教育，统治者多以“示国人”、“教国人”的方式进行，这也根本谈不上是正规的教育。春秋末期，这种状况有了极大改观，如孟僖子不满意自己“不能相礼”[14]，于是，有精通礼仪的人他就跟人家认真学习。临死时，他还向手下的大夫们推荐了“达者”孔子，使得孟懿子和南宫敬叔都去师事孔子。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贵族教育已经没落下去。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我国学校制度上的一大变革，即兴起了私学。当时，出现了不少兴办私学的人，孔子就是其中最著名者。

在孔子之前，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的分化，某些有一定文化教养的没落贵族，也曾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收徒设教，即《礼记·学记》所谓“古之教者家有塾”，这些离职贵族回到家乡后，有的也从事教育，其所教育对象不外是一些乡闾高族子弟。而孔子所创私学则与之完全不同，他顺应时代潮流，树起私学旗帜，“有教无类”，广收门徒，“自行束脩以上”，他都加以不倦的教诲。司马迁称他有“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15]。他的弟子主要来自鲁国和齐国，也有来自秦、陈、宋、卫、晋、吴、蔡等国的。其中许多弟子出身于贫贱之家。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16]；子路为“卞之野人”[17]，“事亲，尝食藜藿（野菜），负米百里之外”[18]；仲弓家“无置锥之地”[19]等等，他们这类人在此前是无法找到受教育的机会的。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由“学在官府”到“学到民间”转变的标志。

孔子时代，鲁国的私学兴盛起来。与孔子同时代收徒授学的还有少正卯。少正卯为“鲁之闻人”[20]，他在鲁讲学，“与孔子并”，据说二人曾争弟子，“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21]据《庄子》记，鲁国与孔子同时立学的还有王骀，他是一位被砍去一只脚的人。他以道家思想为施教的内容，“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22]。《庄子》所记虽不尽可信，但并非毫无根据，它应当能够反映鲁国私学兴起的实际。

春秋末战国初私学兴起还与当时士阶层地位和作用的提高有关。“士”本为贵族阶级中的下层知识分子，他们受过“六艺”的教育。到春秋后期，士阶层开始分化，大部分破产成为平民，失去了“食田”和官职，他们便凭借自己掌握的知识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这又引起了一些企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的注意，于是，士成了他们网罗的对象，以致于在社会上兴起了养士之风。反过来，士地位的提高，也刺激了更多的人从师受学，把这作为进入仕途的门径。孔子曾说：“学也，禄在其中矣。”[23]学习的目的在于获禄取官。他的学生子夏也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24]对“仕”与“学”的联系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带着求仕目的步入从师求学之途，这恐怕在当时私学的学生中并非个别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