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守学术下的鲁国教育

鲁国的教育在春秋中期以前是为官府所垄断的。清人章学诚曾说：“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1]清末黄绍箕也说：“古代惟官有学，而民无学。其原：一则惟官有书，而民无书也。典、谟、训、诰、礼制、乐章，皆朝廷之制作，本非专门教民之用。故金縢玉册，藏之秘府，悉以官司典之。士之欲学者，不知本朝之家法及历代之典制，则就典书之官而读之。”在这种情形下，学术多所在官，“学术既专为官有，故教育亦非官莫属”[2]。所以，《礼记·曲礼》说：“宦学师事”，官守与师传合而为一。据《汉书·儒林传》载：“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校”、“庠”、“‘序”就是那时学校的名称。西周时期的学校有“国学”和“乡学”两种，设在周王朝都城和诸侯国都城的学校为国学，是大贵族子弟的学校；各地所设的乡学也是一般贵族子弟的学校。学校的教学内容主要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即礼仪、乐舞、射箭、驾车、写字、计算等，而与祭祀和战争有关的知识和技能，当是最主要的学习内容。

鲁国在当时诸侯国中地位最高，又是保存周礼最多的国家，所以，鲁国一定十分重视礼的教育。《礼记·明堂位》记：“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后来，鲁国立了太庙（即后世之周公庙），以纪念周公。《明堂位》又说：“太庙，天子明堂。”从后来孔子“入太庙，每事问”[3]来看，太庙也是讲习礼乐的场所。据载，鲁文宪王庙（即周公庙）“正殿五间，中祀周公，有遗像，以鲁公伯禽配享，以金人从祀。有欹器。从周公庙旧制也。”[4]据考，金人、欹器古已有之。金人为青铜浇铸之塑像，背刻文字，内容是一些“勿多言，多言多败；勿多事，多事多患”、“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内藏我智，不示于人”之类的处世箴言。[5]此物置于庙堂，以便让后世子孙入庙时每每见之，从而牢记祖训，以铭文自诫。欹器亦称宥坐之器，“径三寸，高四寸，敞口圆底，四周龙纹，旁有二孔可贯。其架双柱，龙盘高尺有二寸。”[6]此器可注入水，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明君以为至诫。据说，当年孔子观金人，读铭文，曾告弟子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行身如此，岂以口过患哉！”见欹器，发出“损之又损之之道”的感慨。[7]《孔子家语》云：“孔子适周，遂观周之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阙里文献考》则曰：“孔子入后稷庙，右阶前有金人焉。”这些记载不知确否。据考，鲁太庙中的确曾有金人、欹器。[8]从孔子常入太庙问礼这一点来看，上述结论有一定道理。从这里也能看出，鲁国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对后继者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