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传统与鲁国风俗

礼乐传统除了对鲁国的政治和外交发生了重要作用外，鲁人社会风俗的各个层面，也无一不有这一传统的深刻影响，鲁人行为中的重义轻利观念，经济上的重农轻商意识，以及日常生活中重视男、女之别等等均是。

《淮南子·要略》说：“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仅从义利观的角度，便可发现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是渊源有自的。有一则传说很能说明问题：“齐遣兵攻鲁，见一妇人，将小儿走，抱小而挈大。顾见大军且至，抱大而挈小。使者甚怪，问之。妇人曰：‘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公义也，妾之子私爱也，宁济公而废私耶。’使者怅然，贤其辞。既罢军，还对齐王，说之曰：‘鲁未可攻也。匹夫之义尚如此，何况朝廷之臣乎！’”[60]这个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鲁国的社会风貌。据说：“鲁国之法，鲁人有赎臣妾于诸侯者，取金于府。”[61]孔子以为“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道可施于百姓”[62]，周公之德义对鲁国风俗的影响以及伯禽对鲁地原有“礼”、“俗”的变革，都应该说是卓有成效的。[63]

《汉书·地理志》云：“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如此，则因有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风”，而由社会环境不同而造就的习尚谓“俗”。孔颖达疏则以此“是解风俗之事也，风与俗对则小别，散则义通”。商族人有会作生意的传统，从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发展到以贝、玉作货币的商业活动，都是以商族为主，早在王亥时期，他们就是赶着牛羊到处去交换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的有名的“商人”。据周公说，在殷民中有一部分人，他们“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64]，这些人是长途贩运，从事贸易活动的商贾。善于种植，以农业立国的周族看不起商族人的经商习俗，谓之“荡而不静，胜而无耻”[65]。伯禽在鲁所变之俗，一定包括商人的这种经商习俗。杨向奎认为礼起源于原始的货物交往，甚至宗周时期货物的交易行为还带有浓厚的礼仪性质。到西周时的周公，春秋时的孔子，他们对往日的礼俗进行加工，才减少乃至取消了“礼仪”中的商业性质。[66]伯禽在变更商奄之人的旧礼时，当也在引导他们从事农桑生产，改变原来事商习俗的同时，取消其礼俗中的商业性质，使之更适合于农耕生产方式。所以，“动不违时，财不过用”[67]也成了鲁国的传统。

鲁国与他国习俗的差别，在“男、女有别”、和“夫、妇有别”这一点上表现更为显著。由于礼在“别男女……之亲，婚姻疏数之交”[68]上所起的作用，在鲁国出现了不少有悖常理的事情，如鲁桓公与齐公相会时，与夫人文姜一道至齐。鲁人就认为这是违礼，说：“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69]甚至把桓公在此行中死于齐国归结到与夫人同行上来；鲁宣公的女儿伯姬嫁给宋共公不久，宋共公便死去，而后，她独居守节几十年，到鲁襄公三十年（前543）时，因火灾而死，当时，别人劝她躲避，但伯姬说：“妇人之义，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义求生，不如守义而死。”[70]季氏分支中的公父文伯死后，其母戒其妾曰：“吾闻之，好内，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恶其以好内闻也，二三妇之辱供先者祀，请无瘠色，无洵涕，无搯膺，无忧容；有降服，无加服。从礼而静，是昭吾子也。”[71]为了表示文伯生前不曾喜欢过女色，他的母亲令文伯的妻、妾抑欲以明其德。《礼记·王制》说：“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内则》也有同样的说法。相传孔子初仕而为中都宰时，还真的实行过“男、女别途”[72]。“《汉书·地理志》录有不少燕地‘宾客相过，以妇侍宿’、齐地‘民家长女不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郑卫之地‘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以及赵和中山一带多娼妓等材料，独不见对邹鲁之地有此类记载，由此亦可推测鲁文化的礼乐传统在‘化成民俗’方面的某种效应。”[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