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崩乐坏”在鲁国的表现
西周末年以来，随着宗法制度的逐渐解体，出现了周代礼乐的崩坏现象。首先，这与天子微弱，王纲解纽有关。尤其自春秋以来，随着周室统驭力量的丧失和同姓与姻娅之国因传久而疏远，以及若干宗亲上国的日渐凌替，人们的宗法观念日益淡薄，他们不再囿于传统之中，而在行为上冲破了往日的束缚。在各强国挟德威以临诸侯、诸侯顺时命以事强霸的时期，各国掌权的诸侯大夫也顾不得遵守礼乐常规了。如依照周礼，各诸侯国间应当“比小事大”。据《周礼》，大司马职掌之一便是“比小事大，以和邦国”，《夏官·职方氏》亦云：“凡邦国大小相维，王设其牧。”据统计，春秋时代见于《左传》一书的国名就有170个[74]，西周盛时当更不止此。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周王室虽为天下共主，但绝无法一一直接管理，于是，“方伯”之国便担当了抚有小国以达于王室的职责，附于大国的小国便成为大国的“附庸”。如颛臾、须句、鄫便是鲁国的附庸，滕国也以鲁为其“宗国”[75]。在鲁国强大时，鲁国当可尽其字小之义，如扶倾、救患、恤灾、讨罪等等，然而当强霸兴起，国力闇弱时，鲁国已自身难保，便就无暇他顾了，于是出现了有人批评的“不知有字小之义”的情况。
第二，春秋以来“重人轻天”以及轻视鬼神等思想的进步，对于祭祀天地等礼仪也是无形的冲击。在周初，“重人轻天”思想已经萌芽，周代统治者鉴于殷商之迷信昏乱、丢国丧家的事实，遂对天的信仰开始动摇。尤其春秋以来，人们的认识更加进了一步，如郑国的子产曾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76]他对于天鬼实在于信与不信之间。又如，“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77]，“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78]。这都说明当时虽未打破对于鬼神的迷信，但他们已经看到只靠神灵很难得到福佑，从而看到了“民”的重要性。
在鲁国，这种思想也较普遍。长勺之战前夕，曹刿问庄公“何以战”时，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79]这是说小小的诚念并不会使神灵降福，至少，曹刿没有把“神”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又如僖公二十一年（前639）鲁国大旱时，“公欲焚巫尫”，臧文仲劝谏说：“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节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尫何为？夫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僖公从之。这一年，“饥而不害”。[80]这里所反映的废除古礼的材料，反映出鲁人对神鬼迷信的破除。
当然，虽然当时有了不少宣扬无神论的言行，但由于礼乐传统的深厚，人们仍然十分重视对于天神、地祇、人鬼的祭祀，只不过这种祭祀之礼已不如西周时期那样盛行与隆重，或者由于认识的提高，而对主持或参加祭祀失去了往日的热情。
第三，周礼乃是通过对人的情欲进行限制而达到维护宗法统治目的的，然而，当情与礼冲突激烈时，人们往往对礼制无所顾忌，从而出现了违礼的举动。如在鲁国，为了争夺权位，也发生过一些兄弟骨肉相残的事件，幽公弟沸杀幽公、伯御杀懿公、桓公杀隐公、庆父杀公子般及闵公都是如此。又由于“人本好色”，所以穆伯为襄仲迎妇于莒而自娶之；吴女貌美，昭公也就顾不上“同姓不婚”了。《礼记·檀弓下》记：“悼公之母死，哀公为之齐衰。有若曰：‘为妾齐衰，礼欤？’哀公曰：‘吾不得已哉，鲁人以妻我。’”悼公之母乃哀公之妾，哀公为之齐衰则与礼不符，但为妻齐衰则可。不过，哀公所说自然是个借口而已。另外，不少的违礼之举乃是由于诸侯或卿大夫恣意行事，放纵个人，如桓公纳宋郜大鼎而置于太庙，或就有炫耀个人之功的意思在里面。
第四，鲁到春秋中期以后，国势渐衰，而其他大国却兴盛起来，所以，在强国逼迫之下，鲁人有时也不得不做出有违于礼的事情来。据《礼记·檀弓下》记载，鲁襄公朝于荆，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请袭！”鲁人曰：“非礼也！”荆人强之，鲁人也只好照办。《左传》哀公七年（前488）记载：“公会吴于鄫。吴来征百牢。子服景伯对曰：‘先王未之有也。’吴人曰：‘宋百牢我。鲁不可以后宋。且鲁牢晋大夫过十，吴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晋范鞅贪而弃礼，……若以礼命于诸侯则有数矣。若亦弃礼，则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今弃周礼，而曰必百牢，亦唯执事。’吴人弗听。景伯曰：‘吴将亡矣，弃天而背本。不与，必弃疾于我。’乃与之。”既然“礼坏乐崩”的大势已经出现，鲁国要洁身自好已不可能。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鲁在春秋后期也推行了“初税亩”、“用田赋”等一系列社会改革，对周的政治经济制度都有所变革。在这种情势下，周礼乐的改变亦成自然之势。
春秋后期，尤其是孔子时代，鲁国违背礼乐制度的情形层出不穷。在孔子看来更是如此。如在《论语·八佾》篇中，他曾对鲁国违背礼乐传统处多所评论指责，如：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诚然，孔子所批评者，其中有的难免是为了保存周代礼乐[81]，但是，“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尊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82]鲁自隐公以后，往往撇开周室，专行征伐；宣公以来，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控制了政权，所谓“政在季氏”已好几代。季氏等又忙于与国君争权，将采邑政事委于家臣，家臣势力膨胀，鲁又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结局。所以，鲁昭公聘晋时，虽然他“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但晋大夫女叔齐却说：“是仪也，不可谓礼。”[83]这是因为其礼之数虽在，而礼之义已失的缘故。孔子也认为这是“天下无道”的表现。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也；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84]这是就鲁国的情况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