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与《中庸》

子思（前483—前402年）姓孔，名伋，是孔子的孙子。他生活在战国初年，相传他作有《中庸》一书，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子思幼年时，受到了良好的家庭薰陶。子思的父亲孔鲤，字伯鱼。他学《诗》、学《礼》，恪守庭训，鲁哀公以币召之，他却高尚不仕。但是伯鱼却先于孔子而死。据传：“伯鱼前妻无德。孔子责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伯鱼闻教，益修其身。妻不可化，乃出之。后妻贤，生子攸。未几，伯鱼卒，守节抚孤。”[113]子思当受到母亲的悉心教育与培养。据载：

夫子闲居，喟然而叹。子思再拜请曰：“意者子孙不修，将忝祖父乎？抑羡尧、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孺子焉知吾志？”子思对曰：“伋闻夫子之教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谓之不肖。伋闻之大恐而不懈也。”夫子欣然笑曰：“然乎，吾无忧矣！”[114]

孔子担心后代不能继承自己的理想，子孙“不肖”他也会感到失望，因此，作为一代贤哲，他也非常重视对于后代的培养，他对伯鱼进行“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教诲就能证明这一点。伯鱼后妻贤慧，必然也能不辜负孔子对后代的期望，虽然丈夫伯鱼去世，她仍能独自担当教育儿子的重任。她对子思进行教育，使子思从小聪明好学，具有志向以至于连孔子也对幼小的孙子的进步感到无比欣慰。

子思虽然是孔子的孙子，但并没有亲随孔子习学受业，而在子思还处于少年时期，孔子就去世了。于是，子思乃从学于曾参。曾参是孔子的学生，他本人勤奋好学，而且忠厚老实，具有全面的修养。据《孟子·离娄下》记载，曾参的弟子有70多人，子思就是其中的一位。曾参专心致力于忠、孝、仁、义的学业和传授弟子的教学活动，后来成为一位有名的儒学大师。子思跟随曾子学习收益匪浅，据《孟子·离娄下》说：“曾子居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对此，孟子评论说：“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他们师徒二人具有相同的特点。所以《圣门十六子书》说：“子思从曾子受业，诚明道德，有心传焉。乃述父师之意，穷性命之原，极天人之奥，作《中庸》一书，以昭来世。”从曾子那里，子思也得孔子思想真传，他阐发了孔子的中庸之道，著成《中庸》一书，被收在了《礼记》中。还有人说《礼记》中的《表记》、《坊记》也是子思所著。据《汉书·艺文志》，子思的著作有23篇，可惜大都归于亡佚了。

子思很重视礼。如对待丧礼方面，《礼记·檀弓上》说：“曾子谓子思曰：‘伋，吾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主张遵从先王之礼。子思仕于卫时，他的母亲死在那里。当时，柳若对子思说：“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子盖慎诸！”对此，子思回答说：“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认为时所止则止，时所行则行，无所疑也。当初，子思父伯鱼的前妻改嫁于卫，在子思仕于卫时也死去。当子思得知后，便在孔氏之庙痛哭。他的门人对他说：“庶民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子思恍然大悟，连连承认是自己的过错，“遂哭于他室。”[115]但是，由于时代的变化，与孔子相比，子思对于礼也有所变通。子思曾娶两妻，“前妻亦被出”，后妻生子白。据《礼记·檀弓上》记载：“子上（白之母死而不丧。门人告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伋则安能？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

同当时的许多著名儒者一样，子思也向往国家的德治教化，实现自己的抱负。但他与孔子就不同，孔子为了施展抱负，曾仕鲁参政，但却以去鲁告终，他又周游列国，企图游说诸侯，实现理想，同样也处处碰壁。子思则不然，《圣门十六子书·述圣子思子传》说：

缪公亟见于子思，欲以为国相。子思叹曰：“若为相而不得行吾道，相之耻也。”遂不受。……

缪公谓子思曰：“县子言子之为善不欲人誉己，信乎？”子思对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誉，是臣之为善有劝也，此所愿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则必毁臣，是臣之为善而受毁也。此臣所不愿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鸡鸣为善，孜孜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知，恐人之誉己，臣以谓斯人也者非虚则愚也。”……

缪公问曰：“吾国可兴乎？”子思曰：“可！苟君与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教化，开公家之惠，杜私门之利，结恩百姓，修礼邻国，其兴也勃矣。”

从中可以看出，子思的思想适应了战国初期思想界十分活跃的时代。如果上引材料可靠，那么，子思也看到了这时期新兴势力对于旧制度冲击的历史潮流已经成为不可阻挡之势。恢复旧的礼乐制度是不现实的。因此，他说：“道伸，吾愿也，今天下诸侯其孰能哉？与其屈己以富贵，不如抗志而贫贱。”[116]他在卫国时非常贫困，“缊袍无裘，三旬而九食。田子方闻之，使人遗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谓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与人也，如弃之。’子思辞而不受。……曰：‘伋闻之：忘与不如遗弃物于沟壑。伋虽贫，不忍以身为沟壑，是以不敢当也。”[117]可见，他对待政治与生活都具有同样的品质。

子思作为战国时期儒家的重要代表，并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主要还在于他的思想方面。孟子曾经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发展并融合了子思学说，后人称为思孟学派。子思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把“中庸”从“执两用中”的方法论，提到了世界观的高度。“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18]把“中”与“和”看成为世界的根本法则，循此法则，使万物各得其所。

《中庸》中阐述的一整套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十分切合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关系。这种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是“诚”，认为“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119]，“诚”是世界的本体，万物由此派生出来。子思又提出“诚者天之道也，诚者人之道也”[120]。“天道”的“诚”在人表现为人性，这就使得天、人、物合而为一了。人的道德修养若能达到“诚”的地步，就能通天，因为“诚”乃是天意、天地精神。为此，子思又十分重视道德修养，把孔子“内省”的修养方法，发展为“慎独”。他的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人合一”论，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