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文学

《春秋》一书为鲁国的编年史，在此书以及《左传》中保存了许多关于天象的观测记录，这是我国乃至世界天文学史的珍贵资料。鲁僖公五年（前655）、昭公二十年（前552）两次冬至时刻的观测记录是我国最早的冬至记录，鲁文公十四年（前613），“秋七月，有星孛入北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哈雷彗星的记载；鲁庄公七年（前687），“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这是世界上天琴星座流星雨的最早记录。

又如关于日食的记载，虽然《诗经》等书也有记载，但都不如《春秋》的日食记录完整。在此书所记载的240多年的历史中，日食记录就有36次[116]，其中的30次已经被证明是可靠的。

战国时期，鲁国的天文学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专门观测星象，研究天文的专家和著作，最有名的要数甘德。甘德生活在战国末年[117]，因他是当时著名的“善说星者”[118]，又被称为甘公。

甘德以前，我国在天文方面的观测研究，已经确立了二十八宿的体系，对日、月、五星进行的测定，对恒星的观测等等起了重要的作用。鲁人甘德[119]和魏国的石申又精密地记录了120颗恒星的赤道坐标（入宿度和去极度）。他们所测定的恒星记录，是世界上最古的恒星表。甘德测定恒星118座，计511颗星[120]。据《史记正义》引《七录》，甘德著《天文星占》8卷，石申也著有《天文》8卷，可惜均已亡佚。收入《汉魏丛书》中的今本《甘石星经》并非甘德、石申亲自撰成，而是后人的伪品。今天我们仍能从唐代《开元占经》第六十五到七十卷中看到其中所载的甘氏、石氏的部分言论，其中也记载有他们所观测的大约120颗恒星至黄道的距离及其离南北极的度数。

但是，由于历史时代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局限，当时人们往往把天象的变化与世间社会的治乱联系起来，用所谓的天意的迷信来附会现实的变化。如鲁文公十四年秋七月彗星出现时，周内史叔服就说：“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这当然是主观臆造之言。战国时，由于“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所以，人们“察机祥侯星气尤急”。也正是由于他们“因时候论其书传”，所以甘德等人被司马迁称为“其占验凌杂米盐”，交乱细碎。[121]

甘德主要生活在鲁国灭亡之后，但他的天文学成就是以鲁国天文学的发展为基础的，充分反映了鲁国天文学发展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