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思想学说
墨子处在社会的中层，但他的出身地位却不高。他曾被人称为“贱人”。从《墨子》一书来看，他的思想中有许多地方涉及到生产技术方面的具体知识，在谈话时，他常常喜欢引用与工匠活动有关的比喻，而且他本人也亲自制造过器械，并且善长防御技术，所以他很有可能有过一段身为工匠的经历。故而史籍中有的把他与鲁国的著名工匠鲁班一同提及。后来，他没有了农民耕作稼穑的艰难，是因地位发生了变化，他既不是贵族，也不是直接参加生产的劳动者，成为一位由工匠上升而来的士人。关于他的仕途问题，除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他曾为“宋之大夫”外，其它并无墨子为官的记载。
墨子低微的出身，令他对春秋战国之际剧烈动荡的社会现实感触尤深，他看到了下层人民的疾苦，所以他的思想倾向于广大的小生产者。墨子早年“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却不满儒家的“繁文缛礼”，认为儒家的“厚葬”、“久服”等等都是“贫民”、“伤生”的主张，对下层人民来说极不合适，因此，他背离了儒家学派，而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他的弟子也多来源于社会的下层，参加到墨子这个学派的人要“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使后世之墨者不仅“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18]，而且“量腹而食比于宾萌”[19]，意思是在吃穿劳作诸方面都必须自觉接近下层人民。
因为墨子的学说是在对动荡社会和其它学说反思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他的思想体系常有突出的功利主义特色。墨子反复强调，仁人在位，要“兴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以使国富民强，政治清明。他的尚贤、节用、兼爱等所谓十项主张是以“利”为出发点而形成的，他的一整套道德、宗教、哲理、政治等观点，也都是以“利”为出发点而形成的。
《十论》是墨子宣传他的政治主张的十大纲领，他认为：
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酒，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20]
墨子的这些主张都是与“利”相联而不可分割的。“利”的观念贯通一切。在“利”的基础上，墨子对孔子和儒家的仁义等观念作了新的解释，在他本人看来，如果真正实现了他的这些主张，当时“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天下的人都可以增加利益。这样，也就能够做到“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不与其劳获其实”就是不仁不义的行为。
针对当时“大国即攻小国，大家即伐小家，强却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21]的社会现实，墨子企图用“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来拯时救世。这种无差别的普遍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爱，虽是虚幻的，不存在的，但毕竟反映了小生产者要求平等，厌恶战争，希望安居乐业的愿望。墨子希望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因此，他主张统治者不分等级地使用贤才，向“农与工肆之人”开放政权，对这些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22]。在这个前提下，要求人们与上级掌握政权的人同是非，即“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最后，使“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23]这样由下而上，上下一致，与天子同，社会才能稳定。同时，他要求统治者珍惜劳动成果，“节用”、“节葬”，反对穷奢极欲，挥霍浪费，做到节约支出，葬礼从俭。这是百姓富足、生活稳定的前提保证。
但是，墨子毕竟代表着小生产者阶层，未能也不可能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他虽然“非乐”、“非命”，针对统治者沉溺酒肉声色的腐朽生活，力图使他们明白音乐没有益处，命运也根本不存在，却同时主张“尊无”、“事鬼”。他认为天有意志，能赏善罚恶；鬼神也能超越常人的能力，上天鬼神是为了百姓利益来监督天子以至万民的最高权威力量。从这一点上看，墨子的思想与统治者利用“天命”、“鬼神”作为压迫人民的思想工具，有着很大的差别。
在认识论方面，墨子提出了判断是非标准的“三表法”。“三表”的内容，一是“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是说要追根求源，看看古代圣王的作法；二是“原察百姓耳目之实”，是说要考察对照一下百姓的所见所闻；三是“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是说应把思维放到刑政中去实践，检验它是否合乎国家和百姓的利益。[24]这“三表法”实际也是他论证自己的学说和检验言论是非的重要方法。墨子在论证他的主张时，大都按这个顺序进行。
与同时代的其它思想家一样，墨子对自己的学说怀有满腔的热情。他以兴利去害拯救天下为己任，不顾疲劳地四处奔波，“其生平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25]。当鲁班为楚国选好云梯，准备攻打宋国时，墨子便从鲁国动身，日夜兼程，走了十天十夜。终于赶到楚都，求见楚王，止楚攻宋[26]。后来，孟子曾用夸张的口气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27]墨子等人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而大声疾呼，他们的思想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普遍心理，其“兼爱”等的提法也令人耳目一新。
毫无疑问，墨家的思想是批判儒家思想的结果。墨子曾对“一道术学业”，以行仁义之政的孔子之行进行抨击，他借晏子丑诋孔子的话，说：“孔丘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又说：“孔丘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所以说，“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28]由于儒者“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就会不可回避地“陷于饥寒，危于冻馁”[29]。因此，“儒之道足以丧天下”。[30]
然而，尽管墨子极力非儒，但墨儒毕竟有着大致相同的时代背景，并深深地根植在鲁文化的土壤之中。如儒家“宗周道”，墨家“背周道”，但墨家却在批判周礼所提倡的一套奢侈靡财的丧葬礼仪和“俯仰周旋威仪之礼”的同时，则对周礼采取了退让或保留的状态。例如，周礼的基本精神就是维护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而墨子则以为当时天下出现战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破坏了礼教。他说：“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31]因此，他主张“亟遍礼四邻诸侯”[32]，试图用礼的秩序来安定当时的社会。这表现了墨子在反对周礼的同时，又在向周礼复归。又如，墨子主张“兼爱”，“爱无差等”，并以之批判儒家的宗法道德观念，然而，在不少方面，墨家的价值取向几乎与儒家如出一辙；如前所说，他把父慈子孝的伦理道德遭到破坏作为天下丧乱的原因；在《尚贤中》里，墨子又认为：“入则不孝慈父母，出则不长弟乡里，居处无节，出入无度，男女无别，使治官府则盗窃。”所以，难怪有的学者提出，墨家与儒家虽然对立，但他们仍有不少相通之处[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