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周公世家》与《六国年表》
1.悼公元年问题
《鲁周公世家》记悼公云：“（哀公）子宁立，是为悼公。悼公之时，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十三年，三晋灭智伯，分其地有之。三十七年，悼公卒”。只说悼公在位三十七年，没有明确说明元年。依“十三年，三晋灭智伯”（当公元前453年）推，元年当为公元前465年。据钱穆考证，此处有误，悼公元年当为周贞定王二年，即公元前467年。
《六国年表》记鲁哀公卒于周贞定王二年，于周贞定王三年（前466）记：“鲁悼公元年，三桓胜，鲁如小侯”。于楚简王三年（前429）记：“鲁悼公卒”。前后在位共计三十几年。
历代学者（包括承认《六国年表》的学者）大都认为《六国年表》定鲁悼公元年为公元前466年是错误的。那是因为（1）《左传》所载“悼之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郑……”，时当公元前464年。由此上推，知《左传》作者是把悼公元年定在前467年的。（2）《左传》、《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等都说鲁哀公在位只有二十七年。如依《六国年表》，鲁哀公在位成了二十八年。因此明显是把鲁悼公元年推后了一年。
我们承认《左传》、《汉书·律历志》等定悼公元年为公元前467年是有道理的。但同时也认为《六国年表》定悼公元年为公元前466年也是无可非议的。这是因为：（1）司马迁在《六国年表》序中明言：“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就是说与《十二诸侯年表》不同，《六国年表》是采用了秦的纪年。而秦所用历法与夏历、周历不同，用的是以十月为岁首的颛顼历。据《史记·鲁周公世家》，哀公二十七年夏，“哀公患三桓，将欲因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难。故君臣多间”。八月，乘哀公至陉氏家之机，三桓攻公。哀公先奔卫，然后又南向奔邹，由邹再逃亡至越。后局势缓和，“国人迎哀公，复归”，最后卒于有山氏。八月之后有如此多变故，可以肯定，哀公之死绝对是在十月之后。依秦历计算自当是死于哀公二十八年。当年悼公即位，次年（前466）改元也是顺理成章的。
《六国年表》附鲁事于楚栏，于鲁公一般只记其元年。而独于哀公与悼公特标出其卒年，其中自有深意。
（2）其实，《史记·鲁周公世家》虽没有明确标出悼公元年，但由古本所记鲁公在位年数推断，其悼公元年也是定在前466年。依古本《史记》悼公在位三十年，平公在位二十年。定平公元年为前322年，上推悼公元年恰好也是前466年，与《六国年表》正同。《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一本云悼公即位三十年，乃于秦惠王卒、楚怀王死年合”。证明徐广也是把悼公元年定在公元前466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因认定悼公元年在前467年，反倒认为徐氏推算有误，断以己意，推出悼公在位三十一年之说，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总之，把悼公元年设在前467年或前466年是因所用纪年不同，都有道理。从完全切合鲁国历史情况来看，取《左传》的说法似最好。但从现有史料来看，采用《六国年表》的说法则更为明智。这是因为战国史事除《史记》外没有更系统的史料，而《史记》所载战国时期的历史几乎都是根据《秦记》来推算年代的。而《秦记》又不载日月，除个别史事可据《竹书纪年》纠正外，难以逐一恢复。再者，据今人考证，秦所用颛顼历“是建立在严密科学基础上的历法”，“这种古四分历的岁实（回归年）是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闰法为十九年七闰，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之一”[11]。因此也没有必要把它换算成夏历或周正。
2.鲁穆公元年问题
《六国年表》定鲁穆公元年在周威烈王十九年，即公元前407年。依今本《鲁周公世家》当在周威烈王十七年，即公元前409年。依钱穆及古本《史记》，因悼公年数较《六国年表》少了七、八年，鲁穆公元年也都提前了七、八年，定在周威烈王十一年，即公元前415年。
钱穆先生的观点在其《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四十七“鲁缪公元年乃周威烈王十一年非十九年亦非十七年辨”中论之甚详。其主要论据有二：
一曰：“史载子思年六十二，而缪公元年距孔子卒已七十五年。子思生，孔子未死，何及为缪公师。即谓伯鱼遗腹生子思，年六十二乃八十二之误，然子思之卒至晚亦在缪公六年、八年间耳。缪公初元，子思年已逾七十矣。而孟子犹谓‘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其事颇难信。缪公、子思同世既不久，何以为后人称述如此。今若移前缪公元八年，则诸疑可释”。
钱氏这条理由其实并没有说服力。如果按子思六十二岁计，穆公元年提前八年也赶不上子思生时。如果按子思八十二岁计，不提前八年也可以以子思为师。穆公元年提前八年，子思也已过花甲之年，与孟子所言也难合。要之，关于子思的传说有误，难以据以立论。
钱穆先生的第二个论据是：“又《檀弓》：‘陈庄子死，赴于鲁。鲁缪公召县子而问’。余考陈庄子卒年在齐宣公四十五年。依《年表》缪公元在齐宣公四十九年，相差已四年矣。据今《世家》缪公元年移前两年，在齐宣公四十七年，亦与庄子卒岁相隔一年，与《檀弓》所记皆不符。檀弓，鲁人记鲁事，又乃七十子弟子，与缪公世隔非远，不应有误。若改悼公在位三十一年，则缪公元乃齐宣公四十一年，田庄子卒乃缪公之五年。”
应该说《礼记·檀弓》的记载是可靠的。但把陈庄子卒年定在齐宣公四十五年（前411）却是不正确的。
现行战国史年表几乎都把陈庄子死年定在齐宣公四十五年（前411）。其根据是《史记·田仲敬完世家》。《田仲敬完世家》载：“田庄子相齐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晋，毁黄城，围阳狐。明年，伐鲁葛及安陵。明年，取鲁一城。庄子卒，子太公和立”。依此文田庄子似乎确实是死于齐宣公四十五年。
但问题是《史记·田仲敬完世家》本身错误很多，与《竹书纪年》所载明显不同。《索隐》在《史记》上文下注云：“案：《纪年》：齐宣公十五年田庄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庄子后有悼子。盖立年无几，所以作《系本》及《史记》者不得录也。而庄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杀齐君，十二代而有齐国。今据《系本》、《系家》，自成子至王建之灭，唯只十代。若如《纪年》，则悼子及侯剡，即有十二代，乃与《庄子》、《鬼谷》说同。明《纪年》亦非妄”。现代史学研究也证明《竹书纪年》说是正确的，在田庄子与太公和之间确实露掉了田悼子一世。
《史记》言田庄子卒于齐宣公四十五年是错误的，因而《索隐》引《竹书纪年》予以纠正。但麻烦的是《索隐》的引文“齐宣公十五年田庄子卒”一句也出现了笔误。因为据《水经注·瓠子水注》引《竹书纪年》：“晋烈公十一年（当齐宣公五十一年），田悼子卒。田布杀其大夫公孙孙，公孙会以廪邱叛于赵”。如按《索隐》所引“齐宣子十五年田庄子卒，明年立田悼子”，至齐宣公五十一年悼子卒，悼子在位年数已有三十六年之多，与《索隐》所言“立年无几”自相矛盾。可见《索隐》所引《纪年》文在田庄子卒年上也有误，不会是齐宣公十五年（前441）。
那么“齐宣公十五年田庄子卒”一句是怎样致误的呢？清人雷学淇《考订竹书纪年》卷五曰：“考《索隐》此段所引《纪》文‘宣公’下落一‘四’字。《纪年》之说本亦谓宣公四十五年庄子卒，明年悼子立，立六年至晋烈公十一年而卒，故曰立年无几。”此说一出，杨守敬、钱穆、陈梦家、方诗铭等学者都表赞同，现行所有大事年表也都采用了这一说法。
我们认为这种明知《史记》有误，又反据《史记》改《纪年》的修改，失于草率，从各种迹象看，《索隐》所引《纪年》“齐宣公十五年田庄子卒”中的“十五”不是“四十五”之误，而应是“五十”之倒。理由如下：
第一，《索隐》引《纪年》注《史记》全是注异不注同。《史记》既已明言田庄子卒于齐宣公四十五年，《索隐》再引《纪年》注云“齐宣公四十五年田庄子卒”，无疑是一句废话。如是“齐宣公五十年田庄子卒”，正是为纠正《史记》“四十五年”之误。《索隐》在下条注中紧接着又引《纪年》文云：“齐宣公五十一年，公孙会以廪丘叛于赵”。此在《竹书纪年》中当正是前后两条。
第二，定田悼子于齐宣公四十六年即位、五十一年卒，年数为六年，虽与“立年无几”合，但并不能成为“作《系本》及《史记》者不得录”的理由。何况这六年当中有宣公四十八年伐鲁，取郕，宣公四十九年伐卫，取贯丘等赫赫战功，《世本》及《史记》作者不应忽略不计。如定田庄子卒于齐宣公五十年，同年，悼子即位，元年（即齐宣公五十一年）即卒，齐内乱依此悼子之立不足一年，故而司马迁可以忽略不计。
第三，从齐国史实看：齐宣公四十四年（前412），齐伐鲁莒及安阳；四十五年（前411），再伐鲁，取一都；四十八年，又伐鲁，取郕；四十九年，伐卫，取贯丘。完全是按一定计划顺利推进。田悼子无论是从在位年数（即便以六年计）还是从谥号看，实难为田庄子之继。以上连续对外作战当都是田庄子所为。齐宣公五十年（前406），田庄子死，次年（田悼子元年），齐发生内乱。内乱的起因大概就是因争夺继承权而起。齐公孙会以廪丘叛入赵国，田布攻廪丘。三晋联合伐齐，大败齐军。时正当鲁穆公二、三年，故有“陈庄子死，赴于鲁，鲁人欲勿哭”之事[12]。
第四，定田庄子卒于齐宣公四十五年（前411），不仅与《六国年表》鲁国史实有矛盾，与越国史实也不合。《吕氏春秋·顺民》载：“齐庄子请攻越，问于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遗令曰：无攻越，越猛虎也。’庄子曰：‘虽猛虎也，而今已死矣’。”林春溥《战国纪年》云：“田庄子之时，越王死者惟朱勾。而朱勾灭滕灭郯，故有猛虎之喻”。《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索隐注云：“《纪年》：于粤子朱句三十四年灭滕，三十五年灭郯，三十七年朱句卒。”依杨宽《战国史》，越灭滕在公元前414年，灭郯在公元前413年。朱句卒当在公元前411年（齐宣公四十五年）。由此足证田庄子于齐宣公四十五年（前411）时尚健在，应是卒于齐宣公五十年，时当鲁穆公二年。
3.鲁共公卒年问题
今本《鲁周公世家》记：“穆公三十三年卒，子奋立，是为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依此鲁共公卒年当在公元前354年。因其有前后自相矛盾之处，钱穆先生等依古本《史记》，把穆公元年提前了八年，鲁共公卒年也相应提前，定在了公元前361年。
《六国年表》记鲁穆公在位是三十一年，鲁共公在位是二十四年，把鲁共公卒年定在公元前353年。
在鲁共公卒年问题上，《世家》说明显与史实不合。
《史记·魏世家》：“（梁惠王）十五年，鲁、卫、宋、郑君来朝”。《索引》：“按《纪年》，鲁恭侯、宋桓侯、卫成侯、郑厘侯来朝，皆在十四年，是也。”《六国年表》魏栏也记：“梁惠王十五年，鲁、卫、宋、郑侯来”。《集解》引徐广曰：“《纪年》一曰：鲁共公来朝”。因所用历法不同，《史记》与《纪年》有一年之差，但都证明梁惠王十四年（前356）鲁共公仍在位。依《六国年表》，时正为鲁共公二十一年。依钱穆及古本《史记》则已是鲁康公五年，鲁共公已死去五、六年，明显不符。
《庄子·胠箧篇》有“鲁酒薄而邯郸围”的传说。《经典释文》注：“楚宣王朝诸侯，鲁恭公后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王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胤，长于诸侯，行天子礼乐，勋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礼，方责其薄，无乃太甚。’遂不辞而还。宣王怒，乃发兵与齐攻鲁。梁惠王常欲击赵而畏楚救，楚以鲁为事，故梁得围邯郸……恭公名奋，穆公之子。”
魏围邯郸之事发生在梁惠王十六年，即公元前354年。依《六国年表》正当鲁共公二十三年。依钱穆及古本《世家》则已是鲁康公七年，鲁共公已死了七八年。
钱穆先生在增定本《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五四“再论鲁谱歧点”一文中也发现了这一点。但仍坚信《鲁世家》应无误，声言：“今既无可参证，姑定共公为三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十九年，庶于《世家》、《纪年》及并时诸书言鲁事者均合。惟绝无明证，其事近于温公《通鉴》之移易齐宣、湣之年代者然。因特揭出，俟更详索，亦期读吾书者为之剖辨焉。”钱先生宁肯重新假定鲁公年数（把共公之世加长十年，景公之世减少十年），也不愿意承认《六国年表》，实在让人费解。
4.楚灭鲁年代问题
《鲁周公世家》载：“（顷公）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灭鲁。顷公亡迁于卞邑，为家人，鲁绝祀。顷公卒于柯”。钱穆先生认为：“其记哀公以下列君年，如穆公元、平公元，皆较今《年表》及《汉志》、歆《谱》为前。余既详为考论，知其合于《檀弓》、《孟子》、《纪年》诸书。则《史记·鲁世家》实有古文旧史为据，非苟，可信益显。其载鲁灭，不应独误”[13]。依此，楚灭鲁当定为公元前256年。
《六国年表》记楚灭鲁分两步：楚考烈王八年（前255），“取鲁，封鲁君于莒”。楚考烈王十四年（前249），“楚灭鲁，顷公迁卞，为家人，绝祀”。
如果如《鲁周公世家》所言，鲁亡在公元前256年，恰与秦灭西周、周赧王卒同年。同世及后世儒者对此事印象一定极深，绝不会缄口不提。但可惜的是，《鲁周公世家》此说却毫无旁证，独此一家。
《六国年表》附鲁事于楚栏，于楚灭鲁之事不应有误。而且又有《春申君列传》、《汉书律历志》为佐，足见所言不虚。
《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春申君相楚八年（考烈王八年），为楚北伐灭鲁”（按：《史记·春申君传》前此两句有误。“春申君相楚四年，秦破赵长平”，实当为三年；“五年，围邯郸春申君救之”，实当为六年。这些错误依《六国年表》自可校正，并不能证明“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句亦误）。正与前255年“取鲁”合。因鲁地已失，故亦可称“灭”。只有先“灭鲁”，才能改封鲁君于莒。
《汉书·律历志》于鲁公年数基本上沿袭《鲁周公世家》，但记鲁灭却与《六国年表》同。明言：“秦考文王元年（前250），楚考烈王灭鲁。顷公为家人。周灭后六年也”（因所据历法不同，故与《年表》有一年之差）。《汉书·律历志》主要根据刘歆《历谱》写成。《历谱》为自近推远，刘歆距战国时代不远，于鲁灭之事不应有误。特标出：“周灭后六年也”，亦寓有深意。
钱穆先生认为：“《年表》记取鲁凡分两节者，《世家》本有取徐州及灭鲁两事。今《年表》取鲁一条文有脱误，当云：取鲁徐州，封鲁君于莒。正与《世家》合”[14]。我们认为此说也很难成立。徐州原齐地，即孟尝君所居之薛。鲁文公时，鲁乘五国伐齐之机刚刚夺得，其地与鲁有邹、小邾等小国相隔，可谓鲁极南端一边邑，自归鲁之日便处在楚人的包围之中。即使为楚伐取，并无伤鲁之本体，如何伐取徐州便能改封鲁君呢？何浩《楚灭国研究》提出：“徐州以东为费国，原为鲁国东南部地域。楚取费，是很容易看作是取鲁的。看来，《六国年表》所记之‘取鲁，鲁君封于莒’，当是‘取费，费君封于莒’之讹。很有可能，楚师是在‘取徐州’的同时兼取费国的。”此说也是毫无根据，只是一种推测而已。
楚灭人国而又暂不绝其社稷之事时见于史册，迁赖于鄢、迁许于叶等，都是如此，迁鲁君于莒也是如此，不足为怪。由后来孔子之后孔鲋竟投靠称“张楚”的陈涉，汉初，“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15]等资料看，鲁人对楚并无太多敌意。由此也可以印证楚灭鲁并没有采用残酷手段，灭鲁后曾暂时保留鲁君是很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