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臣的崛起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1]。孔子所说的话基本上反映了春秋时期政治权力下移的事实。孔子“而立”之后所看到的鲁国，已是“陪臣执国命”之局。
“陪臣”原意为臣之臣，在当时有双层含意：一是指诸侯国的卿大夫，对天子而言他们自称“陪臣”；二是指卿大夫的家臣，对诸侯而言他们是“陪臣”。这里孔子所说的“陪臣”是指后者，即家臣。鲁昭、定、哀公时，家臣势力兴起，屡屡发生家臣、邑宰叛乱事件，甚至有的家臣由执家政进而执国命。
鲁昭公四年（前538），叔孙氏家宰竖牛“欲乱其室而有亡”，软禁并饿死了叔孙豹，并设计杀其二嫡子，拥立庶子叔孙婼。
鲁昭公十二年（前530），因季平子不礼于费宰南蒯，南蒯便联络公子慭与叔仲小，欲逐“出季氏，而归其室于公”，“以费为公臣”。因事不顺，便以费叛归齐。次年，鲁人围费，竟为费人打败。后季平子采用冶区夫的建议，改用了怀柔分化政策。费邑司徒老祁、虑癸等设计劫持而后又驱逐了南蒯，费邑才重新回到季氏手中。
鲁定公五年至九年（前505—前501），季氏家臣阳虎专政，并把持了鲁国国政（详见下节）。
定公十年（前500），因郈宰公若藐曾反对立叔孙武叔，因此，叔孙武叔嗣卿位后便使郈马正侯犯郈杀了若藐。可能是武叔又要归罪于侯犯，侯犯便以郈叛。叔孙氏、孟孙氏联合围攻，竟为所败。叔、孟二氏又联合齐军再次围攻，仍未能攻破。后侯犯欲以郈投齐，以换取齐人的封地。郈工师驷赤乘机散布齐人将迁徙郈民的谣言，激起郈人哗变，侯犯奔齐。
定公十二年（前498），子路为季氏家宰，在三桓的同意下，主持堕三都的实施。乘鲁人堕郈之机，费宰公山不狃竟帅费兵袭鲁都，围定公及三桓于季氏之宫，幸得孔子指挥国人相救，方才脱险。国人败费人于故蔑（今山东泗水县东），公山不狃奔齐。
同年，孟孙氏成宰公敛处父也抗令不遵，拒不堕成。定公亲自帅兵围攻，也未能攻克。堕都之事终以失败告终。
此后不久，孟孙氏家臣也发起叛乱。先是孟懿子之子孟孺子洩欲养马于成邑，成宰公孙宿予以拒绝。孟孺子洩怒而帅人袭成，未能成功。成官吏来朝时，孟孺子便鞭打之以泄愤。孟懿子卒，孟孺子洩立（即孟武伯），成人来奔丧，孟武伯拒而不纳。哀公十五年（前480），公孙宿怕孟武伯报复，帅成叛于齐。孟武伯帅师伐成，不胜，于是城输（近成地）以与成对峙。同年冬，因齐平公新即位，田成子欲与鲁修好，归成于鲁。公孙宿帅其甲兵移居嬴（齐地）。
上述家臣叛乱只是在家臣欲望受到阻碍时发生的极端的例子。这些叛乱之所以发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的，那就是家臣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强大。
三桓专政以前，三桓各自专注于扩充自己的实力，多亲自主持家政、邑政，家宰与邑宰权力甚微。三桓专鲁政以后，三桓注意力转移至参与国政，他们要考虑如何控制国君，如何统治鲁国，如何处理与其他卿大夫的矛盾，如何处理三桓之间的纠纷等重大问题，家政与邑政自然落入家臣手中。因各种战争及朝、聘、会、盟，三桓时常奔走于国外，少则一月，多时半年，有的甚至被霸主扣为人质达一、两年之久，此时，三桓的家宰与邑宰便俨然成了“主君”。鲁昭公七年（前535），孟僖子陪昭公朝楚，晋人来要求鲁还所占杞田，季武子欲割孟孙氏之成邑予杞。初时，成邑宰谢息以“夫子从君”，守臣不敢丧邑为由，拒不同意。后季武子答应予之桃（今山东汶上县东北35里之桃乡），并许诺乘机再取回成，再还给孟孙氏。谢息又讨价还价说桃邑无山，季武子又答应把莱、柞两座小山给孟孙，于是“乃迁于桃”。邑宰敢在主君不在时作主交换封邑，足见其权力之大。
昭公二十五年（前517），昭公等伐季孙氏，季孙氏告急。时叔孙昭子外出巡视未归，叔孙氏之司马鬷戾以“无季氏，是无叔孙氏也”为由，帅众救季孙氏，与孟孙氏合力驱逐了昭公。叔孙昭子回来后，急忙至齐见昭公，极力欲召回昭公。后耻为季平子所欺，使其祝宗祈死，最后竟自杀身亡。由此来看，叔孙昭子如在是断不会率兵助季孙氏的，是司马鬷戾自作主张而为之。
随家臣政治权力的增加，其经济地位也迅速上升。春秋中后期的家臣大多都拥有自己的封邑。《左传》成公十年载：“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施氏在鲁不算是大家，其宰且有“百室之邑”，其他可想而知。《左传》昭公五年载：费宰南遗因助竖牛有功，竖牛“取东鄙三十邑以与南遗”。南氏世为费宰，这30邑不过是一次额外所得，此外一定还有。如果说以上所言皆为小邑的话，阳虎居之以为政的郓（今山东省郓城县东）与阳关（今山东省泰安市东南），以及后来据以叛乱的灌（今山东省宁阳县北），则决不是一般小邑，都是边关重镇。
此外，这些宗法家臣大多是世袭的，如南遗、南蒯世为季孙费宰；有的则有大宗为后盾，如阳虎便是孟孙氏之分支。他们已经称氏，如南蒯之族称“南氏”，阳虎之族称“阳氏”，已独立为小宗，拥有不少的族众，也拥有自己的甲兵。如阳虎作乱显然是利用了阳氏甲兵；公孙宿乱后则以其甲兵入于嬴。显然也有自己的甲兵。如邑宰、司马等家臣同时又掌有三桓的军队，费、郈、成等又都是边防重镇，是三桓的军事后盾，军事力量雄厚自不必言。
由于家臣地位的提高，其在三桓家族中的影响力自然也不同小可。尤其是在确定主君继承人的问题上，家臣起着决定性作用。竖牛杀嫡立庶，阳虎囚主君而欲杀之，都是明显的例子。
以上所言家臣实力的增长是春秋中后期家臣叛乱不断的前提条件，此外还有许多现实因素，促使家臣叛乱不断发生。首先是三桓与鲁公矛盾的激化，使得家臣有机可乘。南蒯等都是以“张公室”为名起事的；其次是三桓内部矛盾的激化直接导致家臣叛乱。正如孔子所叹：“禄之去公世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孔子已经看出“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2]。最后，敌国林立的国际环境也为家臣叛乱提供了便利。鲁叛乱家臣大都逃亡齐国以乞求“政治避难”，除竖牛被杀于途中外，无一人受到相应的处罚，这无疑也助长了家臣叛乱的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