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税亩
《春秋》宣公十五年（前594）载：“初税亩”，只有三字。
《左传》释云：“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
《公羊传》云：“初者何？始也。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初税亩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履亩而税也。何讥乎履亩而税？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颂声作矣”。
《谷梁传》云：“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税。初税亩，非正也。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己悉矣。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
基于三传的注释，我们有以下三点看法：
A.鲁在初税亩以前实行的主要是“藉”亦即“助”法。
初税亩是在鲁宣公十五年才开始实行的，故名为“初”。前此所行的，三传异口同声都承认是“藉”法。所谓“藉”即“助”。《孟子·滕文公上》载：“助者，藉也”。“助”（或藉）这种剥削方式是建立在井田制上的，即所谓“藉田以力”。这里所谓的井田制是指一种把土地分为公田与私田两部分，私田授与耕种者，以供其生活之资；作为土地使用条件，私田耕种者要定期在公田上耕作。郑玄注《考工记·匠人》云：“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税夫。贡者，自治者所受者，贡其税谷；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敛焉。”由此可见这种“税”法殷时早已有之，方式大类后世的劳役地租。
因为《诗经》中有不少诗说到“公田”，而“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3]鲁行周制，故至春秋前期仍在沿用“藉”法。童书业说：孟子之言“井田”曰：“所以别野人。”则“井田”之制似仅行于“遂”“野”，“国”及“郊”中盖另有其制，即所谓“国中什一使自赋”。然其制难详，或“国中”无“公田”之制，虽“分田制禄”亦行“授田”制，恐此种土地私有性较强，但收什一贡赋而已。“初税亩”者，或推“国中”之制于“遂”“野”，开始“履亩而税”，此则为“井田”制开始崩溃，土地私有制逐渐发展之证[4]。我们认为童氏的这一推测是很有道理的。“初税亩”就是推“国中”之制于“遂”“野”，（当然其性质略不同），而“国中”之制是孟子所说的“周人百亩而彻”的“彻”制。“初税亩”正是“彻”法的推广。
那么鲁国为什么要改藉法而行“税亩”呢？原因首先是“藉”法这种剥削方式过于露骨。“私田”的收获归耕种者自己所有，耕者当然会尽力；“公田”所收则全部上缴，自然难以调动耕作者的积极性。结果是“公田不治”。“是时，民患力役，解于公田。宣（公）是时初税亩”[5]。统治者不得不改变税收方式。
其次，入春秋以后，鲁失去了周王室的保护，失去了稳定的国际环境，战患频仍，国家开支骤然加大。日益减少的“公田”之入显然已不能满足需要。再加上入宣公之世，几乎每隔一两年就有旱、涝、蝗灾光顾（宣公六年，螽；七年，大旱；八年，旱；十年，大水，饥；十三年，螽；十五年，螽），受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公田”。这迫使鲁国统治者不得不另换新招。正如宋胡安国在《春秋传》中所推测的那样，“世道衰微，上下交恶。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赋之入，而不恻怛以利下。水旱凶灾相继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废助法而税亩乎”？
B.“初税亩”其实就是行“彻”法，“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
初税亩的内容笼统而言是“履亩而税”，那么具体是如何“履亩”，税率又是多少，历代说法不一。影响最大的要数晋杜预《左传注》的说法。杜氏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犹不足。遂以为常，故曰初”。即谓初税亩是在藉公田的同时又税私亩，故税率是十分之二。金景芳便同意此说，认为“初税亩则是制公田又税夫。税夫，就是履亩而税。这样就是公家在公田上已取得了一份劳役地租，又在私田上取一份实物地租。结果公家所得多于什一，而形成所谓‘二’。《论语·颜渊》述哀公语说‘二吾犹不足’。哀公所说的‘二’，正是税亩以后的情况”[6]。
这一说法的唯一根据便是《论语·颜渊》中的一句话。原文是：“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朱熹《论语集注》亦云：“周制，一夫受田百亩，而与同沟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计亩均收，大率民得九，公取其一，故谓之彻。鲁自宣公税亩，又逐亩什取其一，则为什取二矣。故有若但专行彻法，欲公节用以厚民也。”三者都认为“二吾犹不足”是指的初税亩以后的事，故而认为初税亩是什二之税。其实哀公与有若的这段话是在哀公十二年（前483）“用田赋”以后说的，也就是说“二吾犹不足”是指的用田赋以后的情况。初税亩其实为“彻”法的推广，税率仍为什一。哀公用田赋又于田中抽取什一以为军赋，故为什二。有若建议哀公恢复“彻”，即初税亩时状态，以蓄财于民，哀公表示难以接受。
问题的关键是判断这段话的具体年代。有人认为“哀公此问显然是在十二年‘用田赋’之前”[7]。但没有任何根据，只是因为季孙氏在“用田赋”之前曾使冉有访问过孔子，推想哀公也是在此时问于有若。其实这一推断是错误的，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哀公此问明显是在十二年“用田赋”之后。
判断《论语》中某段话的具体年代一般说来是很困难的。但这句话很特别，那就是哀公问的是“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标志此年是鲁饥荒之年。侥幸的是《春秋》一书于鲁之灾异饥丰载之甚详，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查《春秋》哀公之世，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赋”之前，只哀公三年有“地震”的记录，不见有任何水、旱、蝗虫之灾，更无“年饥”的记载。饥馑荐臻全是哀公用田赋以后的事。哀公十二年冬“螽”；十三年又“螽”；十四年“饥”；十五年早，“大雩”。依此，哀公所谓的“年饥，用不足”只能是在十二年后，很可能是在哀公十四年。
《孟子·离娄上》载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显然也是说冉求助季氏在哀公十二年用田赋，使得赋税较往昔增加了一倍。这就是哀公所谓的“二”。
我们认为对“初税亩”的解释以《谷梁传》最为贴切可靠，即“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因为“公田”已失去了意义，故而废除了“藉民力”而耕的“公田”，依耕种者的私田（也包括新垦地）亩数收税，税率仍为十取一，采取百亩之中由统治者指定十亩为税的方式征收。《汉书·五行志》便指出：“税亩，就民田亩，择美者税其什一，乱先王制而为贪利。”何休注《公羊传》亦云：“时宣公无恩信于民，民不肯尽力于公田，故履践按行，择其善亩谷最好者，税取之。”“初税亩”之所以是“非正”，并不是在税率上有明显加大，而是说舍弃了传统的“藉法”。
其实“初税亩”就是所谓的“彻”。赵岐《孟子注》注“彻”云“耕百亩者彻取十亩以为赋，虽异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彻，犹人彻取物也”。所言正与鲁宣公“初税亩”同。
C.“初税亩”是一次成功的税制改革。
对“初税亩”的性质，今人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它是国家向有“私田”的地主收税；有的人认为是国家向农奴征收的一种附加税；有人认为它是国家对奴隶维持生活所需的“私田”课以亩税，有的则认为是国家向中小奴隶主及自由民征收的赋税。对其意义评价也不一，但总的说来是相当高的。有的认为这一赋税改革标志着西周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转变，是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的转变；也有人认为“初税亩”是奴隶制末期的一项封建制改革，标志着封建制度的开始。
这些评价都是基于对中国古代史分期的不同认识而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有一定道理。但就鲁国而言，在当时它只是一次田税制的改革。作为税制改革，其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居住于“野”中的自耕农。单由这一税制变化，似乎很难推断其社会性质。
有一点大家几乎是公认的，即“初税亩”的实施宣告了“井田”制的瓦解。随“公田”的取消，“私田”也就丧失了其旧有的性质。相应地“井田”制时期的一些田地定期分配的分配方法也宣告结束。“初税亩”的实施，无异会促进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如果说井田制下耕种者只有使用权的话，那么“初税亩”标志着国家承认了耕种者的土地占有权。
“初税亩”的主要目的是要保证国家财政税收。这一目的应该是达到了。舍公田而于其私田之中择善取十分之一，即省却了公田管理、私田分配的许多行政麻烦，又保证了田税征收的相对稳定。此后100多年，鲁依此制而未变。至哀公十二年（前483），把不定时的赋收也并入田亩税中，赋税合一，都从田亩中征收，从而使赋税又加重了一倍。
“初税亩”在客观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税法较传统的“藉”法有明显的优越性，变相地提高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促使耕种者努力提高亩产量，以保证自己有较好的收成。《春秋》240余年间，记鲁五谷丰收只有两次：一次是桓公三年（前709）的“有年”，第二次便是“初税亩”的次年（宣公十六年）的“大有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说与“初税亩”的实施有关。正如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所言：“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资财之道”也就是好的政策。这里并不是要说鲁宣公是什么“圣王”，但“初税亩”在当时无异是一项进步的田税政策改革。4年后（成公元年）鲁之所以能够“作丘甲”，也是以行“初税亩”之后国力的充实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