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与“尚贤”

《吕氏春秋·长见》载：传闻“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这一传说在战国、秦汉之际流传甚广，考之鲁任官用人之制，也是有根据的。

鲁国的选官制基本上是以“亲亲尚恩”为原则的，宗法气味很浓，宗统兼政统，诸侯、卿、大夫、士层层封立，鲁国的公族几乎控制了鲁国全部的官职。重要的卿大夫之位几乎都是由姬姓贵族把持，即所谓“贵戚之卿”[20]。春秋中后期这种局面有所改变，孔子之父叔梁纥曾为鄹邑大夫；孔子曾为中都宰，后竟一度官至大司寇；施氏之宰也曾用齐之鲍国。

如上所言，鲁虽重“亲亲”，但除三桓“世卿世禄”外，鲁并没有实行“世职世官”制，即并非一味“亲亲”，而是在“亲亲”的基础或范围内也提倡或主张“尚贤”。因而相应地也有一套官吏的考核监察制度，以力求做至所谓“善有彰，虽贱，赏也；恶有衅，虽贵，罚也”[21]。以保证其统治机构的效用。

公臣的赏罚贬黜是由国君及正卿决定的；家臣则由卿大夫自己掌握。国君及卿大夫不时要巡视各地，考查各级官吏的政绩。国君有所赐命时，“使三官书之”，司徒书名，定位号，司马与工正书服（车马服器）；司空则书记其勋绩；“书在官府”，即由专门的档案机构来管理。[22]此外还有“外史”，专门负责记录“恶臣”的罪过。邑大夫要定期送计簿于司徒，汇报其政绩。这种行政管理是相当严格。

据载孔子弟子宓不齐（字子贱）曾为鲁父宰，《吕氏春秋·具备》载其事云：“宓子贱治亶父，恐鲁君之听谗人而令己不得行其术也，将辞而行，请近吏二人于鲁君而与之俱。至于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贱令吏二人书。吏方将书，宓子贱从旁掣摇其肘。吏书之不善，则宓子贱为之怨。吏甚患之，辞而请归。宓子贱曰：‘子之书甚不善，子勉归矣！’二吏归报于君，曰：‘宓子不可为书。’君曰：‘何故？’吏对曰：‘宓子使臣书而时掣摇臣之肘。书恶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辞而去也。’鲁君太息而叹曰：‘宓子以此谏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乱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术，必数有之矣。微二子，寡人几过’。遂发所爱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来，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于亶父者，子决为之矣。五岁而言其要。’宓子敬诺，乃得行其术于亶父”。由此来看，单父是由于宓子的争取才得以特许“五年而言其要”，即五年向国君汇报一次。单父可以说是鲁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其他的行政区则没那么幸运，是要受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吏的掣肘与监视的。传言“孔子弟子有孔蔑者，与宓子贱皆仕。孔子往过孔蔑，问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也，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袭，学焉得习。是以学不明也，所亡者一也；俸禄少，鬻不及亲戚。亲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亲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23]其事虽未必确有，但“王事若袭”、“公事多急”应是鲁中下级官吏的共同感受。

鲁对各级官吏都有明确的、不同的要求。“诸侯朝修天子之业命，昼考其国职，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无慆淫，而后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职，昼讲其庶政，夕序其业，夜庀其家事，而后即安；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24]不然，“愆则有辟”；勤于职守则有赏。

史书中记有不少鲁国赏赐提拔有功官吏的例子。孔子治中都有成，因此擢升司空、司寇即是一例。晋文公解曹地以分诸侯，臧文仲代表鲁国前往，途中宿于重馆。重馆人建议臧孙“速行”。臧孙从之，“获地于诸侯为多”[25]。臧文仲回国后即“出而爵之”，升重馆人为大夫。季文子也曾因子服氏之祖仲孙宅“过而能改”，而“使为上大夫”[26]。鲁人继承了周人“尊功尚德”的风尚，对那些有特殊功勋重要贡献的官吏予以特殊优遇，甚至准许其子或孙继承其官位，乃至有“官有世功，则有官族”[27]的情况。夏父展父子继为宗祝，卜楚丘世为鲁卜人，南蒯父子继为费宰都同三桓“世卿世禄”一样，是一种殊荣。

鲁国对罢黜宗法贵族的官爵是比较慎重的。《论语·微子》载：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同驰，怠慢意）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但《春秋》《左传》也记载了不少贬放卿大夫之事。展氏丢掉了司空之职，展禽为士师也多次被黜；臧孙氏最后也被削去了司寇之职，都是较明显的例子。东门氏因“杀適立庶”被斥；叔孙侨如因“欲废国常，荡覆公室”而见逐；公子买甚至被以莫须有的罪名——“不卒戍”而被杀。

稍轻一些的罪过也有一定的警告或处罚。《新序·审微》载：宓子贱为单父宰时，因没有在齐人入侵以前及时收割即将成熟的麦子，受到季孙氏的责让。《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载：臧武仲使晋途中经过御邑，御邑大夫御叔不敬，说了些狂妄的话。叔孙穆子听说后便下令“倍其赋”，以示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