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家为主体的鲁国思想界（下）

由于孔门弟子的宣扬，儒家之学在孔子去世后出现了空前兴盛的局面，儒学的影响甚至远远超出了鲁国一国的范围。自然，鲁国所受影响尤甚。“鲁人皆以儒教”，“举鲁国而儒服”便是很好的说明。然而，儒学盛极之下，也有人动脑筋对儒学重新进行思考，墨子创立的墨家之学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丧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行夏政。”依照这个说法，墨子本是孔子后学，专宗“周道”，只是因为对儒家的许多思想有所不满，才走上了与儒家学说不同的道路。墨学产生后，由于受到了下层群众的欢迎，因而也盛极一时，墨家、儒家成了当时两个最大的学派，墨学与儒学也成为春秋末战国初的“显学”。

毫无疑问，儒墨两派是对立的，但由于墨子本学于儒家，他的思想又深深地植根于鲁国的文化土壤，因而儒墨在思想上又有不少相通处。对此，唐人韩愈的言论很能说明问题，他在《读墨子》一文中说：“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上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不上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未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是为孔墨。”[1]

韩愈的议论是对于儒、墨之间的争斗而言的。尤其是战国时代，儒、墨之间的争斗还是相当激烈的。孟子是战国时代宣扬孔子学说最有力者，他以宣扬儒家之学为己任，并大力排斥和诋毁其他学说。他对墨家就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如他曾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2]孟子对墨家的这种攻击，成了后儒对待墨学的准则。孟子时期，由于孟子等人致力于收徒授学，到处宣扬自己的主张，儒学的影响更加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