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初年鲁国的稳定
鲁国在曲阜一带的统治是经伯禽、考公、炀公二代三君才稳定下来的。伯禽被封于今河南鲁山以后，根据成王最初“大启尔宇，为周室辅”的要求，不断扩大自己的统辖区域，以捍卫王室。鲁国是周王朝向东征伐的主要力量。而伯禽在东征中的确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东方部族氏族制度的血统关系，使他们顽强地对抗征服，所以，东方的部族如渊、夷等到炀公时才被征服，而姑蔑更到幽公时才被炀公之子沈子它所灭。新兴的周王朝毕竟能逐渐取得胜利。因此，在西周之初，鲁国的封地不仅能由鲁山东迁至曲阜，而且疆域不断扩大，统治也逐步得到稳固。
作为中国历史上出色的政治家，周公有着丰富的统治经验。在如何处置被征服的商族人问题上，姜尚主张全部杀掉，召公主张“有罪者杀，无罪者活”，周公则提出更为恰当的主张，即既要武力监视，又要加以笼络的办法。[1]在当时地广人稀的时代，这无疑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武王采纳了周公的怀柔政策，对纣王之子武庚，“俾守商祀”[2]，并将武王之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同时分封，与武庚一道负有管理殷遗民的责任，史称“三监”[3]，使商的王畿一分为三。不久，武王病死，周公掌管政事，管叔、蔡叔不满，散布流言，说周公要谋篡王位，对成王不利。武庚乘机串通管叔、蔡叔，联合东方一些部族的力量一起反周。在此“邦之安危，惟兹殷土”的形势下，周公率兵东征，经过三年的战争，终于打败武庚，使“殷大震溃，王子禄父（武庚）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4]进一步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
周公对于封国内的殷人统治策略格外重视。如康叔封于卫时，周公旦惧康叔齿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5]又因卫国居于河、淇之间故商之墟，殷人嗜酒，周公惧民之化于恶俗，大乱丧德，招致灭亡。故命康叔宣布戒酒之令。同时，又告康叔治理殷邦之法则，勉励康叔继承先王之志，用德治和悦殷民。周公对鲁国的策略也贯彻了上述原则：
第一、启以商政，疆以周索。
《左传》定公四年载，其言封鲁，“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虚”；其言封卫，“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其言封晋，“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对于鲁、卫，“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顾炎武等认为：“《伯禽之命》、《康诰》、《唐诰》，《周书》之三篇，今独《康诰》存而二书亡。”[6]既然《伯禽之命》已不能得见，而且鲁、卫的治国方略又大致相同，那么，《康诰》中体现出的周公思想，当对鲁国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那么，“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其意若何？杜预认为：“启，开也。居殷故地，因其风俗，开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就是说根据周法疆理土地，但又因殷民风俗，沿用了商朝的政事方法。但伯禽之鲁，最初为政时，并没有切实地贯彻周公的这一思想，或者说伯禽在理解周公的原意上有一定的偏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曰：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周公报政迟，乃叹曰：“呜乎，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之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事实也证明周公的话是正确的。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伯禽为了加强对当地的统治，利用自己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优势，下了不少的气力来改变“商奄之民”的风尚。但这种策略与齐国因地制宜的办法比较则略逊一筹。周公明知鲁地受商文化薰染极深，故令鲁国遵从商人习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笼络当地居民。所以，伯禽只应顺从当地礼俗，而不应强迫他们严格执行殷商的礼俗。由此看来，在对待当地人的政策上，伯禽的“变俗革礼”就不如太公的“从俗简礼”，他对周公原意的理解是有一定出入的。
第二、注重德治，从民所欲。
周公曾经告康叔治理殷地之法则，勉励他道：“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7]在长期的斗争中，周公认识到了“民”的作用，认为：“天惟时求民主。”[8]又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9]天意乃是民心的集中表现。因而，统治者为了“保民”，必须“明德”。这也是周朝统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史载：“周公相（成王），践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也。成王有过则挞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10]伯禽显然受周公影响很深。这种以德治民的思想也必然对鲁国统治者产生深远影响。
第三、谨慎从政，礼贤下士。
伯禽受封的鲁地，原为殷商势力较重的地区，形势复杂，斗争激烈。周公意识到这一点，一再叮嘱伯禽要谨慎从事，礼遇才能。史载：“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也。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11]谆谆告诫伯禽一定要礼贤下士，广搜人才，更地好治理鲁国。
但伯禽之后的鲁君却坚守着“尊尊而亲亲”的宗法原则。《吕氏春秋·长见篇》说：“吕太公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亲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有吕氏也。其后齐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鲁公日削，至于觐存，三十四世而亡。”这里追记的决不是周公和吕太公本人的原话，而是对于齐、鲁两国后来治国方法的总结。与齐国尊贤尚功的政治和思想路线相比，伯禽以维护和巩固宗法社会情感的亲亲尚恩的宗旨，给后来的鲁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使鲁国丧失了蓬勃的生机。
由于当时特定的时空条件和主观因素，伯禽在治鲁过程中，与周公的策略有所背离。他在鲁国进行了30多年的统治。[12]伯禽之子考公以后，炀公在曲阜安定下来，外部威胁逐渐被消除。于是，鲁国的统治稳固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