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的史官与史书
应该说，有了人类历史以后就有了人类最初的历史意识。然而，直到西周时期，似仍无专为记载历史而设的职官，这时的职官多与宗教祭祀有关，他们除了交通神人、处理政务、奋作顾问外，还掌管文书、起草公文、记录时事。约在距今3700多年前，随着文字记载的历史出现，又连续不断地产生了像甲骨文、金文、《尚书》、《诗经》等的历史记述；没有成文的史事则主要由瞽史口诵相传下来。
鲁国初建时就有了“史”。伯禽初受封，周王室“分文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33]。其中的“史”负责记录时事，并掌典籍、星历等。另外，据《左传》文公十三年（前578）：“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史”掌卜、筮之事；据《左传》昭公十七年（前526）：“祝用币，史用辞。”“史”为祭祀时掌祭辞者。在当时，“史”为重要的职官，而且，鲁国十分重视祭祀，鲁国初建时的“史”又与掌祭祀时用币的“祝”、为卜筮之长的“卜”、掌都祭祀之礼的“宗”一起分封，则鲁之“史”也参与卜筮和祭祀。
不过，“史”的职责仍以记录时事为主。他们掌星历，是因为书史需要对历法有透彻了解，具有天象和历法知识；他们参与卜筮，是因为所卜之事多为国家重要活动，而这些活动都必须由史官记录下来；他们参加祭祀活动，是由于这是“国之大事”[34]。
自西周建立到春秋时期，周王室设有多种职掌不同的史官，这些史官的名称和职掌在不同的时期也有所变化。诸侯国的史官与周王室有一定的差别，不过也有职掌不同的史官。
鲁国设有太史，见于记载的有宣公时的太史克、哀公时的太史固。另外，《论语》孔安国注说左丘明曾为鲁太史。在周王室，太史属于朝廷六卿中的三佐之一，协助周王处理政务，记录时事。在鲁国，太史的地位也相当高。由于太史有广博的知识，他可以备作高级顾问，并可匡正君主。宣公初继位不久，莒太子仆以国人弑莒纪公，然后以其宝玉奔鲁，宣公不仅接受，而且“命与之邑”。季文子反对这样做，便让太史克去说服宣公。于是，太史克自古及今、引经据典地进行了一通说教。[35]当宣公夏天在泗渊滥捕鱼时，太史克[36]“断其罟而弃之”，并援引古者之训规劝宣公不应在“鱼方别孕”时滥捕。[37]又，哀公十年（前485）艾陵之战时，鲁大败齐师、捉获国书后，哀公派太史固送回国书的脑袋，并同时置书其上说：“天若不识不衷，何以使下国？”[38]这说明鲁史官也参与外交斗争。史官为祭祀时掌祭辞者，故而宗庙祭祀的乐歌有的也出于太史之手，《诗·鲁颂·駉》即是其一。[39]
鲁又有“外史”之职。据《周礼·春官宗伯》的记载，周有外史一职，“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当然，这里的记载未必可信。但据《尚书·酒诰》，“诸侯得有内史，则亦有外史也”[40]。不过，诸侯国中设有外史者，史料中仅鲁国一见，而且其职掌与《周礼》所记也不一样。《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前550）记：“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而问盟首焉。”恶臣，逃难在外之臣；盟首，杜注以为“载书之章首”。这是说季武子召见掌恶臣的外史，向他询问盟辞的写法。
据载，周的史官有左史、右史（或太史、内史）之分，《礼记》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鲁国的史官虽不一定也有这样的分工，但亦是“君举必书”[41]，国君的重大行动都加以记录。同时，国家的重要事情包括对外关系等，史官也都在史书上记录下来，如襄公时期，“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42]。说明公卿大夫的出访，对他国的贡品进献，玩物馈送等，史官都一一记载。这样，由于鲁国史官们恪守史职，就使得鲁国历史有较其他国家更为详备的记录留存下来。从《史记》有关的各世家、《周本纪》和《十二诸侯年表》看，只有鲁国的年数可以上推到相当于周昭王时期的考公，比晋、齐、楚等国可考的诸王年数要早100多年。这是与鲁国初建时就有了史官是分不开的。
或许史官掌卜筮、参与祭祀掌祭辞，属于神职范畴，有自己的神圣职责，所以，直书成了当时史官们共同遵守的法则，他们不畏权贵，不怕强暴，秉笔直书。晋太史董狐，齐国记崔杼弑君事的太史兄弟都是忠实的“古之良史”。鲁国的史官自然也都依照事实如实记录。如鲁庄公二十三年（前671）夏天，庄公去齐国观看祭祀社神，这是不合于礼的，故而曹刿加以劝阻。曹刿认为：“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国君的行为一定要加以记载，而记载又必须合于法度。所以庄公应当遵礼行事，以免给后人留下违礼的记载。曹刿所说的“法”，就是对时事的如实记录。后来，“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43]，孔子也基本继承了直笔的著史传统。
《孟子·离娄下》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滕文公下》又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这里所说的《春秋》皆指孔子所作的《春秋》。但在此之前已有了《鲁春秋》，这是鲁国的编年体国史。孔子的《春秋》，《汉书·艺文志》著录在经部，我们可以称之为《春秋经》，《春秋经》即孔子依据鲁国的国史改写而成。这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史。
实际上，《春秋》本为当时各国史书的通名。所以，《墨子》有“吾见百国《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等语。晋又名《乘》，楚则别名《梼杌》，故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随着“学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过去官方独存和利用的历史资料流传到了民间，私门的学者得以广集已经成文的各国《春秋》之类的国史以及瞽史等口头传诵的资料，编撰历史著作。成于鲁人之手的我国第一部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左传》，以及《国语》、《谷梁传》，都是这样著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