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都宰到小司空

孔子为中都（今山东汶上县西）宰的时间说法不一。《史记·孔子世家》定在鲁定公九年（前501），即阳虎败亡之后。并认为：阳虎专鲁时，“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也”。据此，孔子是51岁为中都宰，52岁升司空，同年由司空升司寇之职。

崔述对《史记》所言表示怀疑，他认为：“都邑之宰，其职甚卑，乃委吏、乘田之流。孔子在定公世名益崇，望益重，是以或人有‘奚不为政’之问，阳货有‘怀宝迷邦’之讥。鲁人固欲得孔子为大夫，但孔子以乱故不仕耳。阳虎既去，召而用之，乃事之常，不当仅以为宰耳。然则孔子固不能为司空，即有为中都宰之事，亦当在昭公之世，不得如《世家》之说也。又按《春秋》经传，鲁有‘中城’，而皆不言有所谓‘中都’者。既谓之都，不宜泯泯无闻如此。”[7]

崔述此说虽也有一定道理，但《礼记·檀弓上》载有“夫子制于中都，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之事，很难用“所记舛谬殊多”来全盘否认。

《孔子家语》等定孔子为中都宰在定公五年，证据不足。《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载：“季平子卒，将以君之璵璠敛，赠以珠玉。孔子初为中都宰，闻之，历阶而救焉，曰：‘送而以宝玉，是犹曝尸于中原也。其示民以奸利之端，而有害于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顺情以危亲，忠臣不兆奸以陷君’。乃止”。季平子卒在鲁定公五年（前505），《左传》记其事为“阳虎将以璵璠敛，仲梁怀弗与，曰‘改步改玉’。”因此，崔述以为“此乃季氏家臣仲梁怀事。而《家语》移之孔子”。其实，《吕氏春秋·安死》篇早已有此传闻之误：“鲁季孙有丧，孔子往吊之，入门而左，从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径庭而趋，历级而上，曰：‘以宝玉收，譬之犹曝骸中原也’。径庭历阶，非礼也。虽然，以救过也。”《家语》只不过是多加了一句“孔子初为中都宰”而已。

《孔子家语》之误大概是由《论语》而起。《论语·阳货》载：“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予！’孔子曰：‘诺，吾将仕矣！’。”《家语》的作者大概以为既然孔子已答应阳虎，因此，孔子出仕也当是在此前后。

《论语·阳货》篇还记有：“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子路不悦。”公山弗扰叛事在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其时孔子已为司寇，决无欲赴召之理。钱穆认为其事当在公山弗扰以费叛之前，依《史记》定在定公八、九年间。或者其事与阳虎之见孔子为同时。要之，孔子虽答应阳虎出仕或欲应公山弗扰之召，但终未成行。

孔子曾为“司空”之说，除《史记》、《孔子世家》外别无实证。多有人表示怀疑。推测即便是确有其事，孔子所任也只能是“小司空”，即司空助理而已。因为其时三桓世袭司徒、司空、司马之职，孔子不可能取而代之。而且，司空为鲁上卿，司寇为鲁下卿，升司空以后断无再降职为司寇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