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人的重农传统

鲁国境内土地肥沃，河流、湖泊交错，是一个宜于农桑的地区。《史记·货殖列传》就称这里“宜五谷桑麻六畜”。

鲁人向有重视农业的传统。汉代的司马迁说：“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颇有桑麻之业。”[1]《左传》襄公七年载：“夏四月，三卜郊，乃免牲。孟献子曰：‘吾乃今而后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从也。’”古代郊祀天地，鲁亦祭其先祖后稷，以祈农事，可以看出对农业之重视。

《春秋》是鲁国的一部可信的编年史，其中记载城筑之土功较多，计有筑城23次，筑台囿8次，新作3次，而往往记其是否有碍农功。据杨伯峻研究，《春秋》对于鲁事的记载虽然是可信的，但毕竟并不完备。[2]既使如此，其中也颇多地记载了如水、旱、蛊、蝗、麋、蜮、蜚、螟等灾异现象。孔广森认为：“《春秋》所书地震，皆自鲁言。”[3]以此推之，前述自然现象的专门记载，当也是对鲁国来说的。在科技落后，生产力低下的古代，自然变化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影响尤为显著，特别是农业生产。《春秋》记事的这一特点，也是足以说明鲁人有着重视农业的传统。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4]一定历史时期的观念，反映着该时期的社会实际。既然如此，孔子的思想也体现着鲁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思想传统。孔子时代，社会在急剧变化，“初税亩”实行后的第4年，即公元前590年，鲁国“作丘甲”；公元前483年，鲁国又“用田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5]可见上述措施都是增加聚敛的办法。这一方面是由于诸侯国之间征战较多，另一方面也透露出鲁国春秋末年在与事贾之风逐渐兴起的同时，农业生产却出现了危机。同时，土地私有化的趋势冲击着原来的井田制度。生产关系中的这一变化，表现在政治上，则是“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孔子以维护周天子的一统天下和重建文、武、周公之业为己任，通过对传统与现实的反思，形成了他的一整套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而他的理论表现为对于现实的反动，带有明显的“尚古”、“从周”特征，折射出当时父家长制权威特征的丧失，以及由于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小农对于王权的依赖性有所减弱。孔子向往那种同小农业经济相联系的宗法统治秩序，维护“动不违时，财不过用”[6]的鲁国传统。他认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7]一个国君治理国家，在役使百姓时应于农闲时间，把以时使民提高到了国君的为政原则高度。《春秋》为孔子所作，书中体现出的对于农业的重视，当也体现着孔子的重农思想。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产生，都“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8]。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的重农思想又是鲁国重农传统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