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礼乐传统的形成

众所周知，姬周是自西向东发展起来的，在灭商和东征前后，周人以封邦建国的方式，将宗周文化弹射而撒播到各地。在周族分封的众多诸侯国中，鲁国由于其封国的特殊性质以及所处的地理环境，使它成了宗周礼乐文明的嫡传，全盘继承了周人的文化传统。

首先，因为鲁国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国，而周公无论在帮助武王争夺天下，还是在成王年幼时平定天下，都有着卓著的功勋。[14]因此，鲁国初封不仅受赐丰厚，而且相对于他国来说还得到了不少特权。据载，伯禽受封到鲁时，周王室为“昭周公之明德”，“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又“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15]。这既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地位，因为其中有的就是天子之器物、服饰，这是其他封国所享受不到的。《礼记·明堂位》记载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这种记载应该说是可信的。

鲁既有行天子之礼的特权，则鲁人自不能忘记祖述先王之训，追忆周公之礼。实际上，鲁国是周公推行礼乐的中心。周公“制礼作乐”，伯禽则亲聆父教，《礼记·文王世子》曰：“成王幼，不能阼。周公相，践阼而治；抚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也。成王有过，则挞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伯禽接受的是世子教育或为后人的推测，然而，他接受周礼是作为家礼来进行的，倒不一定也是妄说。所以，鲁人对周礼别有一种亲切感，“先君周公制周礼”成了他们的口头禅，在行动上循礼而动成了十分自然的事情。

第二，鲁国建国之地乃是殷商势力较为顽固的地区，[16]伯禽率周人的一支作为胜利者被分封到鲁国时，是要把鲁国建成为宗周模式的东方据点。因此，鲁国代表周王室担负着镇抚周边部族，传播宗周文化的历史使命。周初实行分封，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以藩屏周”[17]，封伯禽于鲁，也是希望他“大启尔宇，为周室辅，”[18]所以，伯禽在鲁，为了强化统治，花费了很大气力改变当地人的风俗，力图把周人的文化传统推广到鲁地。后来鲁国重礼文化风格的形成，与鲁先君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杨向奎对宗周的礼乐文明有独到研究，他说：“通论中国文化之发展，虞夏以来，至于春秋，其中心地域在今山东、河南、河北，后来发展遂及山西、陕西。虞夏代表夷、夏，共处于中国东方，黄河下流，以山东为中心，东及辽沈，西及河南，南及江、淮，北达燕蓟。后来发展为齐鲁文明，实为宗周文化之嫡传，而鲁为姬，齐为姜，后来结果，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周礼在鲁，遂为中心之中心。”[19]又说：“周公及其同僚，建立了礼乐制度，鲁国继之成为正统。”[20]姬周自消灭殷商占据黄河下游后，实际就把鲁国作为在东方的代理人，因此，鲁在诸侯国中便有了极为特殊的地位。一般说来，“周之宗盟，异姓为后”[21]，鲁既为姬姓，又为周公之裔，故在诸侯位次序列中有“班长”[22]之称，被列为首席；又如春秋初年，齐国遭北戎侵犯，齐向各国求助。战后答谢诸侯，在馈送粮饩给各国大夫时，齐请鲁国案班次代为分派；晋文公主持“践土之盟”时，在各会盟国进行的歃血仪式次序上，除主盟的晋国外，鲁也被列在各国的最前面。既然周室对鲁国寄予厚望，把鲁国分封在商奄旧地，那么，在推行周代礼乐制度时，有“望国”[23]地位的鲁国也就不能不以表率自居了。

第三，鲁国适宜农桑的地理环境，客观上也要求其推行周代的礼乐制度。《史记·货殖列传》称这里“宜五谷、桑麻、六畜”，“颇有桑麻之业”，事实上，鲁人也表现出了明显的重视农业的特点。

自周初程序化的分封开始，周人的宗法制度逐渐确立起来。在这个制度下，“尊祖”和“敬宗”是其基本信条，人们依照与周王的血缘亲疏以及嫡庶、长幼等关系，确立起贵族之间的贵贱、大小、上下等各种等级差异，从而形成确立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的具体名分。“夫名政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名。”[24]这种情形，在游移不定的以畜牧或工商活动为主的人们中间是谈不上的，只有在稳定的定居农业社会区域才得以确立。西周正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宗法式农业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划分成若干等级的人们必须和谐地相处于同一社会群体中。周代先王就是根据这种需要制礼作乐的。鲁国既然承继了周人的重农传统，那么客观上也就要求其文化上的重礼风格与之相适应。[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