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桓的兴盛
三桓即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因其始祖皆为鲁桓公之子，故后人合称之“三桓”。
孟孙氏之始祖即庆父之乱中的庆父，字共仲，鲁桓公子，庄公母弟（或以为庄公庶兄），《左传》又称之为“仲庆父”。其子孙多名“仲孙某”，故人称“仲孙氏”，因其为三桓之首，后人又多称之为“孟孙氏”。庆父死后，鲁立其子公孙敖为卿。此后世为鲁司空，封邑于成（今山东宁阳北）。鲁昭公时期，孟孙氏又拥有了桃（今山东汶上东北）及莱、柞二山。其子孙后又分出子服氏、南宫氏等几支。
叔孙氏之祖即鲁桓公之子叔牙，谥僖叔。叔牙服毒自尽后，季友遵守诺言，立其子公孙兹为卿。此后，叔孙氏世为鲁司马，封于郈（今山东东平东南），别支有叔仲氏，也世为鲁大夫。
季孙氏始祖便是鲁桓公少子季友。《左传》言其为文姜之爱子，《史记》却言季友母为陈女，不知何据。传言：“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遇大有
之乾
，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意谓：其尊与父同，国人敬之如君之所处）’。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4]这当然是季孙氏后人美化其祖先的神话，但由此也反映出季孙氏的强大。僖公三年（前651），僖公赐季友汶阳之田（今泰安西南汶水之北地）及费（今山东费县西北二十里），其子孙世为鲁司徒。鲁襄公时，季孙氏又取卞邑（今山东泗水东五十里）为己有，此后世执鲁政。其分支有公鉏、公甫、季公等氏。
鲁僖公时期，季友执政，为三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文公、宣公时期，东门氏执政，三桓在与东门氏的斗争中锻炼了自身的政治能力。成公、襄公时期，三桓“三分公室”，专政局面正式形成。
其实，自鲁僖公时期三桓兴起后，即使在东门氏执政期间，东门氏势力也没有压倒三桓。襄仲执政第一年（前643），鲁僖公与诸侯会于淮。公孙敖竟自作主张，帅师灭掉了项国（今河南项城县）。为此，齐人扣留了鲁公。幸得僖公夫人声姜（齐女）多方调解，方才了事。文公七年（前620），公孙敖赴莒莅盟，顺便为襄仲迎娶莒女，途中见莒女美，竟自娶之。襄仲大怒，欲攻孟孙氏，但又惧三桓联合反击，后在叔彭生的劝说下，以二人都放弃莒女以相妥协。后公孙敖借机奔莒，终娶莒女。襄仲也无可奈何。宣公即位之初，是东门氏最为显赫之时，莒太子仆携其国宝来投。宣公命赐之封邑，季文子竟擅改君令，使有司驱逐之。
三桓在乘机打败了东门氏之后，成公、襄公又都是幼年即位，为三桓擅权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同时，三桓之中也出了许多优秀的政治家，为鲁国的安定作出了贡献，为三桓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前590年，鲁成公即位，年幼。季文子、孟献子在内掌鲁政，老成持重；叔孙宣伯帅军征讨于外，志骄意纵。三桓专政之局已基本形成。
前572年，鲁襄公即位，其时只有三、四岁，政权自然全由三桓操纵，三桓专政之局得以巩固。襄公十一年（前562），三桓三分公室，鲁公自此彻底丧失了军事权力。襄公二十九年（前544），晋范献子来聘，公享之。公臣武士连三对射偶都找不齐，只好借家臣陪射。同年，襄公朝楚，归途中听说季孙氏私自把卞邑据为己有，怕三桓不能容他，几乎不敢回国。后在季氏属大夫的保证下才回到鲁都。
在三桓专政前期（成、襄、昭），三桓之中也确实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应该说正是由于他们的杰出贡献，才使得三桓专政得到了国人的拥护，赢得了列国的赞许。以下举其较著者为例：
孟献子仲孙蔑以善养士有名于世，开战国养士之先河。《新序·刺奢》载：“鲁孟献子聘于晋，宣子觞之。三徙，钟石之悬，不移而具。献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与我家富？’献子归：‘吾家甚贫，唯有二士，曰颜回、兹无灵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协。唯此二者耳，吾尽于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畜贤为富；我鄙人也，以钟石金玉为富。’孔子曰：‘孟献子之富可著于《春秋》’。”《国语·晋语九》载：赵简子也非常羡慕“鲁孟献子有斗臣五人”。孟献子之以身下士也曾得到孟子的赞扬。《孟子·万章下》载：万章问“友”，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孟献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乐正裘、牧仲，其三人，则予忘之矣。献子之与此五人者友也，无献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献子之家，则不与之友矣。”
同时，孟献子也是一位有名的外交家。鲁宣公十四年（前595），楚围宋，鲁国震动。孟献子看到楚庄之强已是势不可挡，于是劝鲁公及早结好于楚，言于鲁公曰：“臣闻小国之免于大国也，聘而献物，朝而献功，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货，谋其不免也。诛而荐贿，则无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图之。”[5]于是，鲁公遣使会楚子于宋，鲁国得免一次战争之苦。襄公四年（前569），孟献子为相，奉时只有7岁的襄公朝晋，并请求晋悼公同意以鄫国为鲁之附庸，以助鲁出贡赋。晋人初时不允，孟献子据理力争，终于得到晋人的同意。
此外，孟献子之知礼，也得到孔子的称赞。《礼记·檀弓上》载：“孟献子禫，县而不乐，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献子加于人一等矣’。”
孟献子之子孟庄子（仲孙速）则以勇武闻名于世。襄公十六年（前557），齐侯帅师围成，孟庄子帅卒截击，齐人畏其勇武而退。庄子塞海陉（鲁隘道）而还。齐灵公称其“是好勇”。襄公十八年（前555），鲁晋联军联合攻齐，攻及齐城门，孟庄子帅师从军，伐齐雍门（西门）之橁以为公琴。襄公二十年（前553），孟庄子代表鲁与莒人会盟于向，此后，二国15年不交兵。
在叔孙氏中，叔孙庄叔（叔孙得臣）也以勇武著称，长年帅兵。文公十一年（前616），长狄侵鲁，叔孙得臣帅师败之于咸（今山东巨野县南），俘获长狄首领侨如、虺、豹三人，杀侨如而埋其首于鲁子驹之门（郭门）。后得臣有三子，便分别以侨如、虺、豹名之。
庄叔之子宣伯（叔孙侨如）名声虽不佳，但却是一位怪才。鲁成公时期，宣伯与成公母穆姜私通，多次预谋驱逐孟、季孙二氏。后见逐于鲁，奔齐，纳女于齐灵公。其女得宠，生齐景公。宣伯在齐又私通于齐灵公之母声孟子。声孟子欲使同于国、高二氏，列于齐上卿之位。叔孙侨如怕得罪国、高二氏，又奔卫，卫人亦使居卿位。
宣伯之弟穆子（叔孙豹）则与其兄相反，以贤明知礼有誉于当时，是一位有名的外交家。襄公二十四年（前549），叔孙穆子至京师，贺新城。天王嘉其有礼，破例赐之以天子所乘的大路之车及其服。襄公二十九年（前544），穆子相襄公朝楚，遇楚康王卒。楚人要襄公亲为死者穿衣，襄公十分为难。穆子使巫先以桃棒与苕帚扫除柩上的不祥之气，然后才让襄公为死人穿衣。楚人后来才知道穆子使襄公行的乃君临臣丧之礼，悔之无及。
叔孙穆子长年奔走于外，对外交礼节了如指掌。《国语·鲁语下》载：“叔孙穆子聘于晋，晋悼公飨之，乐及《鹿鸣》之三，而后拜乐三。晋侯使行人问焉，曰：‘子以君命镇抚本邑，不腆先君之礼，以辱从者，不腆之乐以节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礼于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寡君使豹来继先君之好，君以诸侯之故，贶使臣以大礼。夫先乐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则两君相见之乐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闻也。臣以为肄业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箫咏歌及《鹿鸣》之三，君之所以贶使臣，臣敢不拜贶。夫《鹿鸣》，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每怀靡及’，诹、谋、度、询，必咨于周。敢不拜教。臣闻之曰：‘怀和为每怀，咨才为诹，咨事为谋，咨义为度，咨亲为询，忠信为周。’君贶使臣以大礼，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叔孙穆子借外交礼仪之题大加发挥，目的不外是达到和好晋国的外交使命，同时又向世人显示了“周礼尽在鲁”。
非但如此，叔孙穆子还以其节义与忠诚赢得了世人的感佩。鲁昭公元年，叔孙穆子正在虢参加诸侯弭兵大会，季武子竟不顾其安危，伐莒、取郓。莒人诉于会，楚人要求杀掉鲁使。晋乐桓子想得到叔孙穆子的贿赂，以便为他求情。因此派人来向穆子要“带”，暗示要向他送礼。叔孙穆子坚决不给，以为“诸侯之会，卫社稷也。我以货免，鲁必受师，是祸之也，何卫之为？”于是，撕裂裙帛以为带，以赠乐桓子。晋大臣赵孟听说后，感叹说：“临患不忘国，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图国忘死，贞也；谋主三者，义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为请于楚而免之。[6]
叔孙穆子之子叔孙婼（叔孙昭子）也以深明大义而为国人爱戴。鲁昭公五年（前537），竖牛害死了叔孙穆子，又杀掉了叔孙婼的两个兄长而拥立叔孙婼。叔孙昭子即位后，马上“朝其家众，曰：‘竖牛祸叔孙氏，使乱大从，杀適立庶，又披其邑，罪莫大焉。必速杀之’。”竖牛闻讯外逃，被处死于鲁境。昭子不酬其立己之功，反杀竖牛，深得世人称赞。连孔子也说：“叔孙昭子之不劳，不可能也（难能意）。周任有言曰：‘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7]
昭公二十三年（前519），邾人在城边邑时，为鲁武城人伏击，三大夫被俘。邾人诉之于晋。晋人来责，叔孙婼赴晋解释，被晋人扣留。晋人叔孙婼与邾人当面辩论曲直。叔孙婼认为：以周制，列国之卿当小国之君，且邾又为夷人，他不能以鲁卿的身份与邾人对讼，只派其副手前去。韩宣子非常生气，想把叔孙婼交给邾人。叔孙婼闻知后，不带随从，不带武器，只身朝见晋君，以示无畏。晋人怕事情激化，只好先把他软禁在箕（今山西蒲县东北）地。
在被囚于箕的近一年间，叔孙婼不卑不亢，充分显示了作为鲁国使节的风范与节操。晋大臣范献子来求冠。叔孙婼明知求冠是假，求贿是真，故作不知，使人要了范献子冠的尺寸，果真为范献子做了两个冠。叔孙氏家臣带着礼品来，准备以贿免叔孙婼。叔孙婼使其家臣先去见自己，而后留之不许其行贿。叔孙婼养了一条小狗，看守人非常喜欢，向叔孙要。叔孙也不愿行贿于小吏，坚持不给。等到快要回国时，才杀掉了那条狗给大家一起分享，以示并不吝惜。
季孙氏家族中多是一些一心为私家的人物，但也有季文子（季孙行父）这样的优秀政治家。季文子行事以谨小慎微著名，凡事总要“三思而后行”，连孔子都认为他过于小心，“再，斯可矣”[8]。如文公六年（前621），季文子将聘晋。在准备了聘礼之后，又“使求遭丧之礼以行”。从人不解其故，文子曰：“备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无之，实难。过求，何害？”做事总要有备无患，这很符合季文子的性格[9]。
《说苑·善说》记：卫将军文子问子贡曰：“季文子三穷而三通，何也？”子贡曰：“其穷事贤，其通举穷，其富分贫，其贵礼贱。穷而事贤则不侮，通而举穷则忠于朋友，富而分贫则宗族亲之，贵而礼贱则百姓戴之。”季文子“三穷而三通”之事不详，但足以见季文子政治经验之丰富。
季文子自宣公八年（前601）执鲁政，历成公之世，至襄公五年（前568）卒，掌鲁政三十多年。卒时，鲁大夫为入敛，襄公亲临。其家“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10]
正是由于上述三桓家族中优秀人材的贡献与功绩，三桓才得以长期把持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