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学唐者莫过于宋——宋诗简述，兼说金诗

善学唐者莫过于宋——宋诗简述，兼说金诗

一、宋初诗坛，从王禹偁到西昆体

光焰万丈的唐诗随着李唐王朝的衰亡也终于唱到了尽头，残唐五代诗坛萎弱，再也听不到开元、天宝至元和、长庆间那种高亢的声音了。后周显德七年（960），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轻易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用十几年的时间，收拾了分裂割据的局面，没有经过多少激烈的战斗，就马马虎虎地组建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继汉唐以后较为久长的王朝。诗坛的复苏可没有那么简易。北宋初期的诗歌，从宋太祖开国（960），中历太宗、真宗两朝，一直在一条曲折的小径上徘徊。到仁宗天圣八年（1030）以后，宋诗才开始繁荣，时间花费了整整七十年。

宋初有一群诗人，上承晚唐诗风，格局狭小，气韵低沉，像大潮之后，一个又一个的洪涛已经过去，只有馀波还在荡漾。徐铉、杨徽之、王周、柳开、魏野、潘阆等人，算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了，间或有几首小诗清新可诵。还有所谓九僧者，也曾成一小小的气候。他们的集子在当时就不很流传，其成就也就微不足道①。直到王禹偁出来，诗坛才稍有起色。

王禹偁主要活动于太宗时代。他对当时诗道萎靡的状况深为不满，尝谓：“可怜诗道日已替，风骚委地何人收！”（《还扬州许书记家集》）感叹中也不无自许之意。他在《赠朱严》中说：“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诗文都是正宗学唐的。论诗风，他同李白关系不大，而是着意追踪杜甫和白居易，尤其是后者。他自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王诗清顺明畅，对劳动人民也较为关切，这些都和白居易相近。他学习民歌而写的《畬田调》，明显地可以看到白居易和刘禹锡的影响。王禹偁在宋代首开风气，他的诗作是唐诗的馀波，而为宋诗的序幕。

王禹偁于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去世，其时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人都还没有出生，而西昆的主角杨亿、刘筠、钱惟演相继进入馆阁，他们煽起的西昆体风靡一时，但宋诗的繁荣却还要走一段崎岖的道路。

宋真宗时翰林学士户部郎中知制诰杨亿，将他和刘筠、钱惟演等十七人唱和的近体诗编成《西昆酬唱集》②。诗仅二百八十四首，其中五分之四为杨、刘、钱三人所作。这些人全是馆阁要员，影响很大，所以他们能雄踞诗坛，势倾朝野。西昆诗题材内容狭窄，大多歌咏历史故事，抒写夜直、宴游，以及模仿李商隐的无题、有感之类。他们师法的路子很窄，只把李商隐作为崇奉的偶像，窃取李商隐的词汇，仿造李商隐的句式。《古今诗话》记述了一个有趣的笑话：西昆诗人“多窃取义山语。尝御赐百官宴，优人有装为义山者，衣服败裂，告人曰：‘为诸馆职挦扯至此！’闻者大噱”。其实他们只得李商隐的皮毛，并未得李商隐的真髓。李商隐有大量清畅明净之作，并不都艰涩隐晦。即使他的艰涩隐晦的作品，内容也是充实的。而西昆之作大多饾饤词汇，堆砌典故，而内容空泛，往往反复唱酬，有同游戏。即使是他们的内容较为实在的作品也都艰深拗涩，缺乏诗味。《瀛奎律髓》卷三有纪昀评云：“昆体宗法义山，其实义山别有立命安身之处，杨、刘但则其字句耳。”这评论是正确的。

论者以北宋的西昆体有类初唐的宫廷诗，其实两者极不相同。初唐宫廷诗用华丽的篇章，为统治者歌功颂德，内容固不足多取。但他们锻炼了诗的体裁，促进了律诗的成熟；而西昆体没有这种作用。初唐宫廷诗明白晓畅，西昆体却晦涩格讷。特别是初唐宫廷诗后期的代表人物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等人，当他们被迫离开宫廷以后，都写出了相当精湛的优秀诗篇；西昆诗人即使离开馆阁，写的作品算得上好诗的也寥寥。当然，存在总有某种合理性，西昆体谨严典雅的风格，对于结束晚唐诗的浮浅，具有一定的整饬作用。

就在西昆体昌炽之日，也有不少有识之士起来反对，穆修、尹洙、石介等人就是激烈的批评者。石介在《怪说》一文中说：“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抨击是激烈而尖锐的。但他们是散文家，而且成就不算太大。他们搬出“圣人”来对付西昆也不能解决问题。在当时的诗坛上，也有一些作者是不向昆风靡伏的，林逋就是代表性的人物。当杨亿等馆阁唱酬之日，林和靖却以清新朴实的语言，淡远邃美的风格，在杭州美丽的湖山胜境，独辟自己的林苑。这是一个北宋的隐逸诗人，一个北宋的王绩。他以咏梅佳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闻名。只是他这些好句，并没有凑足完篇，集中完美的作品实在太少，其影响也就十分有限。

不过我们不用着急，西昆的雾霾毕竟不是太大，杨亿、刘筠等人一个个垂垂老矣，年青的欧阳修正从江西风尘北上，有宋一代繁花似锦的诗苑阳春即将来到。

二、隆宋，欧王苏黄时代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是北宋文苑具有分界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欧阳修二十四岁，进士及第。没过多久，刘筠去世。四年之后（1034），欧阳修被召试学士院，同年，钱惟演去世。这些事件，象征性地标志着两个时期的交替。自天圣八年开始，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代，下至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苏门四学士的最后一名张耒下世，前后凡八十五年，是北宋诗坛的鼎盛时期。不独诗也，也是宋文、宋词最辉煌的时代。这个时期拥有北宋四大诗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和黄庭坚。四大诗人中欧阳修长王安石十四岁，王安石早苏轼十六岁，苏轼大黄庭坚八岁，大体上是四个阶梯。不过四个阶梯中，欧阳修处于宗师的地位，其它三位都是他的后辈，诗歌活动也正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三十多年欧阳修盟主文坛；后四十年苏东坡率领他的大军纵横驰骋。

欧、王、苏、黄时代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是辉煌的，只有盛唐超过了这个时代，中唐则差可比拟，除此没有别的时代可以与之相埒。

欧阳修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早年支持范仲淹庆历新政，晚年与王安石政见相左，以太子少师致仕。宋仁宗、英宗朝为宋代社会相对稳定之时，值文坛复苏之世，欧阳修以其超逸的才华，崇高的地位，特别是卓越的创作实绩，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散文、诗词均成为有宋第一代大家。欧阳修学识渊博，于前人兼收并蓄，尤得力于韩愈。他一上文坛，即高张韩愈的旗帜，对西昆体进行扫荡。他在《记旧本韩文后》一文中，说他年少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见其言深厚而雄博，但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后面接着说：

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因怪时人之不道，而顾己亦未暇学，徒时时独念于予心：以谓方从进士干禄以养亲，苟得禄矣，当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馀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

从这一段叙述可以看出欧阳修对韩愈的倾倒，并交代了自己的渊源所自，从中也可以看到韩愈对宋人的巨大影响。欧阳修文章得力于韩愈如此之深，然风格迥异于韩愈。韩文汪洋恣肆，气势磅礴；欧文舒徐婉转，而气骨自浑涵其中。欧阳修的诗敷腴温润，自然流丽。苏轼谓其诗似李白③，其实亦得力于韩愈者多，然变韩愈之劲健而为平易，其以文为诗则更为过之，开隆宋一代风气。古人评论亦间有注意及此，如刘熙载《艺概》云：“东坡谓欧阳公论大道似韩愈，诗赋似李白。然试以欧诗观之，虽曰似李，其刻意形容处，实于韩为逼近耳。”刘氏之说，可谓独具只眼。

在欧阳修周围有一大群诗人，其中梅尧臣、苏舜钦更为杰出。由于欧阳修极力推崇苏、梅二子，甚至说他们“视我犹后辈”，加以苏、梅都过早去世，以至许多评论家都把他们作为欧阳修的先导。清叶燮说“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始于梅尧臣、苏舜钦二人”（《原诗·外篇下》）。宋荦说他们“挽杨刘之颓波，导欧苏之前驱”（《苏子美文集序》）。这些论断并不正确，欧阳修与二人同时，梅尧臣比欧阳修只大五岁，苏舜钦比欧阳修还小一岁，而且欧阳修成名比梅苏都早。梅尧臣、苏舜钦是欧阳修的羽翼而不是他的前驱，甚至他们的得名当世正是欧阳修激扬的结果。

梅尧臣、苏舜钦扫除西昆体之积弊，主张明道致用，似较欧阳修更为激烈。梅尧臣抨击当时诗风，有道是“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人事极谀谄，引古称辩雄。经营唯切偶，荣利因被蒙。遂使世上人，只曰一艺充”（《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他自己的创作则明确提出要以雅颂美刺作为楷模。苏舜钦则认为诗应“警时鼓众”，“致于用而已”（《石曼卿诗集序》）。梅苏诗内容自不如欧阳修广阔，但亦有他们独特的方面。梅尧臣有较多关心民瘼的作品，《田家》《小村》之类的诗作，写得真实而有感情。苏舜钦关注国防边事的作品，在北宋较为突出。《庆州败》一类的诗，对于边防虚弱，军将无能，致使国家蒙受耻辱，愤激之情，溢于言表。他在《吾闻》诗中写到自己，“予生虽儒家，气欲吞逆羯。斯时不见用，感叹肠胃热。昼卧书册中，梦过玉关阙”。这是北宋一代难以听到的声音。欧阳修在他的《六一诗话》中对梅苏二家诗的风格有简捷的评论：“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梅尧臣诗追求闲远平淡，其佳作确能给人种自然幽趣。他曾说：“诗家虽率意，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④这实在是千古名言，但他自己也未能做到。平淡必须是语言平易而内蕴深厚，而绝不是平庸枯淡，可惜梅都官恰好有许多平庸枯淡之作。苏舜钦诗豪雄奔放，他个性刚烈，创作也就是发其愤懑于歌诗。但不少作品粗犷率露，而且散文化的倾向非常严重，有些诗句简直就是将散文硬压成五七言句子，因而生硬别扭，缺乏诗味。他们的成就远不如稍后的王安石。

王安石是杰出的政治家，在神宗朝两任宰相，主持了历史上著名的变法改革。他是散文大师，文章以议论见长，具有政治家的谨严和深刻。其诗名为文名所掩，其实王安石的诗也是北宋一大家。王安石的七古名篇，很少有纯粹的抒情写景之作，大多楔入精辟的议论。由于他见解独到，蕴涵深厚，因而并不枯燥。两首《明妃曲》就因为惊世骇俗的议论，成为一宗诗坛公案，争论历千年而不辍。或者加以挞伐，或者为之回护，其实都无必要，只是因为他的见解不同凡响而已。他的近体诗有许多名作。律诗属对工整，律度精严，颇得力于杜甫。特别是他的七言绝句，更独树一帜，以大手笔写小诗，格调高远，或咏叹古昔而独具诗人卓见，或模写自然而自见作者胸襟。严羽《沧浪诗话》称：“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之上。”严羽这话是有分寸的，“高出苏黄之上”的是“其得意处”。就七绝的总的成就论，东坡还是可与比肩的。只是两家风格不同，东坡清雄而安石沉郁。叶梦得《石林诗话》云：“安石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悟深婉不迫之趣。”诗风的改变并不全是读书的结果，但这段话说到安石前后期风格的不同是符合实际的。

由于苏轼的活力和杰出的才华，加以神宗朝许多著名的诗人政治上大多与王安石相左，苏轼也就自然地成了文坛领袖。嘉祐二年（1057）苏轼一试礼部即为欧阳修所赏识而名动京师。在四十多年官宦和创作生涯中，他的起落几乎牵动天下人的心，历史上赢得这样地位的诗人是极少的。他极有才华，《宋史》本传谓东坡尝自言“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因而嘻笑怒骂皆可以书而诵之。宋何薳《春渚纪闻》亦记载东坡曾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这大概确实是他的真实感受。苏轼的诗、文、词赋在宋代都首屈一指。诗可称第一大家，文与欧阳修、王安石鼎足，词为豪放派大师，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赋作他人少有其比。其作品无不汪洋恣肆，驰骋自如。他的诗歌，题材内容最为广阔，而有统一的清雄奔放的风格，具有李太白的豪纵，白居易的平易。和许多诗人一样，苏轼的佳作多是奔走道路上写的，而在斥逐贬谪时更写了许多卓越的作品。宋朝文人在研讨国家大政时用儒家，而对险恶的官场倾轧、坎坷的人生遭际就走入道家或禅学，这在苏轼身上最为突出。道家的旷达，禅学的机锋和诗人个性的豪放，结合在一起，就凝成了苏轼作品特有的风格。苏轼诗诸体兼备，七古、七律、七绝尤多名作。晚年花了很大功夫来钻研陶渊明，“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但和陶未必是他诗作中成功之作。王十朋注苏诗序云：“东坡先生之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毕究，故虽天地之造化，古今之兴替，风俗之消长，与夫山川、草木、禽兽、麟介、昆虫之属，亦皆洞其机而贯其妙，积而为胸中之文，不啻如长江大河，汪洋闳肆，变化万状。则凡波澜于一吟一咏之间者，讵可以一二人之学而窥其涯涘哉！”这评价自然到了极点。但苏轼亦有不少草率之作，奔放有馀而凝炼不足，有些甚至流于浮滑，使事信手拈来，亦有不尽恰当之处。正因为这些出自苏轼，影响也就更加不好。

在苏门四学士中，黄庭坚的成就越过了其他学士而与苏轼并驾，称为“苏黄”。然而黄庭坚没有苏轼幸运，他是历史上大诗人中争议最多的一个。推崇者把他尊到了祖师的地位，斥责者说他是“剽窃之黠者”（王若虚语），否定得一文不值，有些文学史提到他仅仅是为了批判他。然而，单是争议如此之大，就说明他非同小可。平心论之，黄庭坚不失为自成一家的大诗人，他出入苏门，却不受苏诗的笼罩。他心仪杜甫，却仍具自己的面目。黄庭坚创作严谨，感情真挚，作诗考究章法、句法，篇篇经过认真锤炼。读苏轼诗要放声歌唱，读黄庭坚诗须细加品味。黄庭坚的七古长篇，结构都很讲究。七言律诗可与王安石相比，但他的对仗更为奇崛。“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黄流不解涴明月，绿树为我生凉秋”，一联之间上下两句，往往造出两个相距甚远的境界，而都美不胜收。论者们一提到黄庭坚，立即抓住他说过的“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大做文章⑤，好像这是黄庭坚诗法的全部内容，而且是他赦免不了的罪过。“无一字无来处”，理论上甚为不妥，而事实上更不可能，黄庭坚诗也并非如此。至于“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也无需抓住不放，只要使用恰当，也未尝不可。而且黄庭坚诗中这种作法并不太多，甚至不比苏轼多。当然黄庭坚诗确有缺点，喜欢避熟就生，过于深折硬涩，故意造些拗句。但他毕竟有不少凝炼而明净的作品。如果说苏轼诗里蕴涵着道家意味，黄庭坚则有更多的禅学。禅家修养使黄庭坚能冷静地面对艰险和危难，并且体现在诗里，使激越的感情出以深婉平和。但有时掩抑过甚，变得枯淡索然，可谓得失参半。

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合称“苏门四学士”；加上陈师道，陈造称之为“秦黄晁张陈，众星罗霜天”。他们都游于苏门，诗作却各有自己的风格。出于一门，并不定于一尊。秦观是北宋可与柳永比肩的婉约派词人，其诗大多清新婉丽。由于元好问《论诗绝句》写过“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如此秦诗柔弱，是“女郎诗”，成了对秦观的定评。是女郎诗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用两句诗来定终身，未免以点概面，是一种并不科学的批评。如果换两句诗，比如“正是山川秋入梦，可堪风雨夜连天”，他何尝柔弱，何尝像娇娆女郎？秦观不仅写了不少健朗的作品，甚至还写了一组相当硬涩的《田家诗》，他是苏门成就颇大的诗人。晁补之也是词人，其诗作自认为有如鸡肋，食之无肉，弃之可惜，因名为《鸡肋集》。我们可不能因此就真以为他非常之差，其实他的诗作亦颇可观。“胸中正可吞云梦，盏里何妨对圣贤。有意清秋入衡霍，为君无尽写江天”，这样的诗还是很有气势的。张耒诗清新秀丽，读他的好诗，真有明丽如春的感觉，绝句尤称作手，王安石、苏东坡之外，又自别开生面，但集中有不少诗过于草率。陈师道在当时得重名，后人常把他同黄庭坚连在一起，其实两公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苏门的诗人大多挥洒自如，陈师道却是一位苦吟诗人，黄山谷称之为“闭门觅句陈无己”，那种搜索枯肠“觅”出来的作品，他作得艰难，别人读起来也很吃力。他为人忠厚，因之诗也朴实，感情诚挚，但好诗不是很多。读他的集子令人沮丧，不只是语言干涩，更在于境界不高。诗必须注重美质，即使忧伤愤激也必须雅致，嬉笑怒骂也必须高尚。后山集中叹老嗟卑的篇章，衰疾可怜的词句，随处可见。《杨花》诗云：“后山何所恨，独处不祈怜。”写这样的句子实际上就很有点可怜。

宋哲宗元祐之初，司马光为相，前此被变质了的新派排斥贬逐的人得一一召回朝廷。苏东坡、黄山谷、秦少游、晁补之、张耒，三孔兄弟，大画家李公麟等，一时俊彦，云集京师。这是苏门的一段盛会，致使元祐成为有宋诗坛的极盛，清代同光体诗人称之为中国诗史上“三元”之一，认为元祐是继唐代开元、元和之后的第三个高潮⑥。但曾几何时，新派再次当权，元祐诸人又纷遭贬逐，从此星流云散，再未得相聚。哲宗元符三年（1100），“少游醉卧古藤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东坡道人又沉泉”；下一年，陈师道病逝于京邸；又三年，黄山谷贬死在宜州；又五年，晁补之病卒；再又四年，张耒去世，十多年间，元祐群星全部殒落。突然之间，万喙息响，诗坛寂寞。其间还发生了一场小小的“文化大革命”：蔡京、何执中为相，凡元祐党人一概废斥，官吏升迁还需申报是否与元祐党人有关。他们对元祐诗人如此憎恨，甚至从此不准士人读史作诗。何执中还制为条令：“诸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⑦谢谢二位相公，他们的科条，恰好给我为宋诗于此处分期划了一条界线。

三、江西派与南渡前后的诗坛

南渡前后三十年间，是北宋诗风向南宋诗风转化的时期。这个时期从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陈与义中进士开始——下一年元祐诗星中最后一颗张耒去世，成为两个时期交接的标志——中经靖康巨变，宋室南迁，到绍兴十三年（1143）陆游赴临安应试为止。之所以把北宋之末南宋之初划为一段，是因为活动于其间的大体上是一代人，而以陈与义为代表。前乎此，为北宋元祐诗人的世界；后乎此，为南宋三大诗人的时代。这期间重大的文学现象是江西派的膨胀和由国家巨变引发诗风的巨变。黄山谷本人并没有宣称什么派，只是由于追随他的人多，在他逝世之后逐渐成了气候，后来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以黄山谷为祖，列陈师道以下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可知宗派成员是吕本中指派的，黄山谷和他的诗友陈师道等并不知情。后来人们又将吕本中本人补入。到了元初，方回又将陈与义和曾幾补上，并倡“一祖三宗”之说，以杜甫为祖，黄山谷、陈师道、陈与义为宗⑧。时黄山谷、陈师道已过世一百五十多年。吕本中揭出一个江西派，当然不是毫无根据，其时效法黄山谷成为风气，宗派图中多数人受山谷影响是事实，所以被南宋人所承认。

江西派的出现并不是值得嘉许的事。北宋后期，苏东坡的影响远比黄山谷大。大概因为天马行空的东坡诗，超逸绝尘，人们瞠乎其后，难以追踪，所以崇拜者虽多，却没有成为什么派。山谷的诗，讲究篇章的结构，句子的变化，要求“无一字无来处”，看起来很难，实际上却比较有法可循，所以追随效法的人越来越多，以至形成风气。但是追随者没有祖师的功力，片面地从形式上追求，恰好得其糟粕而遗其精髓，以致每下愈况，到后来乃流于枯干晦涩，甚至剽窃拼凑。试看江西派中并没有几个成就可观的诗人，就可知这种仿效之无益。其中陈师道、晁冲之本来就不该派入，韩驹、徐俯当时就表示反对，而陈与义、曾幾被拉扯进来，连原来宗派的排榜者吕本中都不知道。而除他们之外就没有什么有斤两的人了，有些成员甚至连一首诗也没有留传下来。然而江西派的诗风竟弥漫于北宋后期，绵延至于南宋，甚至陆放翁、范成大、杨万里都多少受其影响，再经元代方回等人鼓吹，馀波所及远至明清。

江西派的诗风，受到当时和后世许多人的反对，派内的人晚年也表示异议。金王若虚抨击江西派不遗馀力，连黄山谷也一并否定，有道是“已觉祖师低一着，纷纷嗣法更何人！”他的批评有失公允，江西派的出现，黄山谷有关联而无责任，正如远隔三百多年的杜甫也被方回拉来作祖，杜少陵自没有任何过失。山谷本人是不该否定的。元遗山诗云：“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这种态度就较为公正⑨。

一场天崩地塌的变故，惊破了统治者的迷梦：靖康二年（1127）金人攻破汴京，掳徽、钦二帝北去，整个中原相继沦陷，广大人民流离失所，“掰钗破镜分飞”，无数个家庭被都无情地破碎。诗人们不管是江西派还是非江西派，都不可能悠闲地吟咏了，许多人随着逃难的人群纷纷南下。时代的屯蹇，往往激发起文艺新的活力。在国破家亡流离迁徙的道途中，诗人们拿起笔来，无论是凄楚悲吟，还是慷慨奋呼，都不可能去讲求什么“无一字无来处”，或者是什么“脱胎换骨”之类。原本成绩平平的汪藻、王庭珪，而今都写出了动人的篇章。与江西派确有瓜葛的吕本中、曾幾，也都摆脱了束缚，越上了新的台阶。女词人李清照伶仃孤苦，流落天涯，她的词笔也告别了“中州盛日”的旎旖春情，谱出了哀婉凄凉的悲歌，也写出了若干沉郁苍凉的诗句。被迫流寓北方的朱弁，用沉痛的诗章，抒写了他思怀故国的幽愤。理学家刘子翚更用清新流丽的绝句，写下了靖康之难那一页亡国痛史。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诗苑、词坛无不经历了一番血与火的洗礼。在这济济跄跄的诗人群体中，成就最为辉煌的是也曾被后人推入江西派的陈与义。

陈简斋是在元祐群星沉寂之后登上诗坛的。他以《墨梅》绝句为徽宗所赏识而一鸣惊人，中断了蔡京何执中发动的那场短暂的“文化大革命”。他早期的诗确有黄山谷的影响，就以《墨梅》诗而论，造语也比较拗折。在政和、宣和的十几年间，他的成绩并不突出。靖康之难后，陈与义告别了黄山谷而直奔杜甫。他避地襄汉，辗转湖湘，眼看着国家不可收拾，人民流离失所，自己也在丧乱中奔亡。飘泊江湖，颠连道路，望中关寒，客里风霜，这时的陈与义身境和心境，都和当年杜甫十分相似，他和杜诗的基调也就自然合拍。他把国家的命运，人民的遭遇，和自身无法舒展的愤懑，通通写进诗里，风格苍凉沉郁，寄托遥深。他的好诗都是乱离中的产物。刘克庄《后村诗话》云：“元祐后诗人迭起，……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及简斋出，始以老杜为师。建炎以后避地湖峤，行万里路，诗益奇壮，……造次不忘忧爱，以简严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这一段话，对陈简斋作了准确的评价。

四、陆范杨三足鼎立，南宋诗的高潮

南宋诗歌的高潮，在陆游、范成大、杨万里三大诗人创作的时代，自陆游于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临安应试，到陆于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去世，近七十年。

陆游生于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范成大生于钦宗靖康元年（1126），杨万里生于靖康二年（1127），他们相约结伴而来，三者之间都以一岁之差形成三个阶梯，那顺序恰好是他们在诗史上的地位。他们的年龄只有一岁之差，论诗歌成就却是相距甚远的。当三位诗人呱呱堕地之日起，面对的就是这个灾难深重的世界，在襁褓中听到的就是笳鼓的悲鸣，人民的哀号，和前辈们忠义的愤呼。三位诗人在年青时都经历过刻苦的学习，具有深厚的根底。有趣的是他们都和江西派沾点儿关系，陆游曾向曾幾学诗，杨万里说他曾学过“江西诸君子”，而范成大中年的许多诗作一直留有江西的痕迹。后来他们又都能脱出江西派的羁绊，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风格。他们都由进士出身（尽管陆游受秦桧的阻挠，后来是由孝宗赐的）；又基本上都在地方官路上奔波，遍览了祖国的山河，也经受尽道途的困顿，晚年又都有一段乡村闲居的生活。这些经历，使他们懂得了在社会和大自然中锻炼才华和进行创作的诗家三昧。陆放翁“工夫在诗外”的名言，何尝不是他们共同的体会。三位诗人是知心好友，始终相互推崇，互相鼓励，文人相轻在他们之间是不存在的。同时他们又筑起各自的营垒，树起各自的大旗，以迥不相同的诗风垂范于后世。

古代大诗人的创作，似乎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题材包罗万象，诗作诸体兼备，如李白、杜甫、苏轼；一类是以一个方面特别突出，如陶渊明、谢灵运。陆、范、杨三大诗人属于后者，尽管他们的作品都题材丰富，内容广泛，但各自有一个当家的方面，在他们独特的营垒面前，后人望而却步。

陆放翁是三家中最为杰出的一位。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各体兼备，无论描写风光景物，抒发羁旅情怀，与乎咏怀古迹，畅叙幽情，都有许多名作，但使他永垂不朽，甚至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是他号呼抗击外敌恢复中原的爱国诗篇。在他长达六十年的创作生涯里，自髫龄以至耄耋，无论是在朝廷上谔谔诤言，还是在僻远的乡间闲居劳作，始终以抗战为念，梦寐不忘恢复。特别是他在蜀中南郡八年戎旅生活中，上马挥戈，下马草檄，谈方略，献计谋，有过实地从戎的体验。楼船夜雪，铁马秋风，他多么希望能够亲自驰骋疆场，杀敌报国。“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他的心始终和沦陷区的人民系在一起。然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的壮志未能实现，“志士凄凉闲处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直到他以八十六岁的高龄辞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仍谆谆嘱咐他的儿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除了恢复祖国以外，平生没有任何的希冀，也没有任何的遗憾。

较之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的境域就要窄得多。范成大在大半生的仕宦生涯中，水驿山程，秋风夜雨，写了许多纪行寄慨的作品。他还比较关心社会生活，注目人民的困苦，也写了一些好诗。但奠定他在诗史上地位的，无过于七十二首《北行绝句》，六十篇《田园杂兴》。孝宗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北使金国，他把沿途所见所闻，所感所受，用绝句形式抒写出来。旧京风物，故土人民，使诗人无限感慨，诗也写得历练深沉。比《北行绝句》对后世影响更大的是他的田园诗。田园诗其实并不只六十篇《杂兴》，还包括他同类题材的篇章。田园诗创始于陶渊明，后世仿作历代不衰。然而实际上陶渊明仍然是一家独鸣，那些仿效者写的大多是隐逸诗，山林诗，而不是田园诗。山林隐逸与田园生活，其概念内涵都是迥不相同的。只有到了范成大，才有了真正的田园诗。范成大写作《田园杂兴》已到了晚年，诗艺已经炉火纯青，心里不存在任何的古人，笔下不需要陈旧的词汇，他只是把生活的场景如实地记录下来就成为佳作。因此他的田园诗清新朴实，平易自然。范成大的田园诗，无论题材内容、体裁风格都与陶渊明迥不相同。他丝毫没有仿效陶渊明，而文学史上恰好只有他才是陶渊明之后歌咏田园成就最大的诗人。范诗和陶诗还有一个根本的不同，陶渊明写的是他自己的生活，诗人就在诗里，而范成大写的是农民的生活，诗人站在诗外。他们都生活在农村里，所站的位置，所取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杨万里文思敏捷，诗作极多，题材涉及的范围也颇广阔，总的成就较之范成大又要下一个档次。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杨万里为金国贺正旦使接伴使，过大江到盱眙接伴金使，写了几首感慨国家陵替的诗，是诚斋集中关涉南宋政局最为深切的作品。但即使是这些诗较之陆游的作品，其深度分量，也有驽骀骐骥之别。杨万里的拿手好戏是模写风光景物的小诗。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以至小鱼小鸟，都捕捉入他的笔下，活泼清新，别有情趣。和范成大一样，杨万里也以七绝小诗见长。但两家的兴趣不同，风格亦异。范成大模写的是一幕一幕的场景，杨万里摄取的是一个一个的镜头；范成大的是民俗风情画，杨万里的是惠崇式的风景小品；范成大写的是人，杨万里几乎全注目于自然景物。捕捉这种生动的小镜头，杨万里确实是古今无两，他就凭这一手绝活得以跻身大诗人的行列。

陆放翁表现的是那个时代的第一主题，关注国家民族的大计，加以感情激越，气势充畅，因而他的诗境界开阔，气魄宏伟。他的七古长篇，如大河奔泻，岱岳巍峙，七言律诗属对工整而自然明畅，致使刘后村惊叹“天下好对偶被放翁用尽”。他的诗藻绘丰腴而语言平易，绝无晦涩格讷之作。范成大、杨万里都是七言小诗的圣手，范诗平淡沉着，杨诗活泼流荡。当然，他们也有所不足，三人共同的欠缺是都写得太多了，也就未免粗滥。陆游自壮年至于迟暮，几乎无日不写诗，集中题目一样，结构相同，词句重复的现象，实在太多，有些生活琐事也不值得一写。如果他不自豪其“六十年间万首诗”，大胆地将作品删掉三分之二，丝毫无损于他的伟大。杨万里总结他学诗的经历，说他学江西派，学陈后山，学王安石，转而学晚唐绝句，后来若有所悟，“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余诗材”（《荆溪集》自序）。这一方面说明了他转益多师而后又师法自然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诗材的获得过于轻易。他的诗作诚新颖活泼，但信手拈来，致使集中有大量草率甚至油滑之作。旧时唱本中常见的开头，“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杀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处且休休”，竟然也是杨诚斋先生《竹枝歌》里的诗句。范成大早年的作品，虽说细密工致，但没有多少名作，用笔费劲而并不酣畅，壮年以后才较为驰骋自如。

讨论过三大诗人之后，有必要交代南宋诗史上的两宗疑案，即尤袤和萧德藻的诗艺。尤延之在南宋声名藉藉，致与三大诗人并驾而居其首，谓之“尤杨范陆”。萧千岩也颇有名，杨万里有“尤萧范陆四诗翁”之句。杨序萧诗，谓“近世诗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陆放翁之敷腴，萧千岩之工致，皆余所畏也”。然而现存尤、萧二氏之作，碌碌无奇。或者是他们当日浪得虚名，或者是他们的佳作尽皆亡佚，后人无从追索。疑案最终还是疑案，我的选著也就无法给他们一席地位，只能忍心让他们在冥冥中去伤悼自己的命运。

五、江湖派，从姜夔到刘克庄

自宁宗嘉定三年（1210）陆游去世之后到理宗景定五年（1264），凡五十四年，是江湖派的世界。

用陆游卒年作为界线，把江湖派放在一起，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实际上前期江湖派诗人同三大诗人有很长一段交叉的时间，姜夔只比陆游小三十岁，他们并世达五十多年，刘过甚至比陆游还早四年去世。

江湖派，顾名思义，是他们大多身处江湖，多是小官小吏，或者就是平民。江湖派不像江西派那样有共同的宗主，有大体一致的诗法，他们师法的对象各不相同，但多数人尊用晚唐。他们反对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却走向另一极端，“捐书以为诗”。首开江湖派风气的人，其实就是杨万里。杨万里从江西的营垒里冲了出来，把江西的尘垢洗刷干净，他的信手拈来的小诗已是江湖派的先声。杨万里《读笠泽丛书》诗云：“笠泽诗名千载香，一回一读断人肠。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他吹起的尊尚晚唐的号子，很快就在江南大地引起巨大的反响。

前期杰出的江湖派诗人有姜夔和刘过。

姜白石是南宋婉约派最大的词人，成就之高，可以上追柳永、秦观。其诗的造诣，在孝宗、光宗、宁宗之世，陆游、范成大、杨万里之外，只有他可以敬陪末座，称之为“陆范杨姜”也不为太过。白石是一名风流清客，其诗作题材范围狭窄，目光所及离不开个人身世，对于邦国衰颓，生民困苦，似乎不甚萦怀。“平生最识江湖味”，确是他一生遭际的写照；“小红低唱我吹箫”，则可以作他的诗品。他也以小诗擅场，风格清新婉丽，自成一家，语言平易流丽、炼字精切而不着痕迹。“天寒远挂一行雁，三十六峰生玉壶”，那画幅静中有动，“挂”字“生”字出神入化。他的《昔游》诗，用平实的语言，写昔游的经历，极为真切传神。在他的诗里，似乎一切静谧，听不到乱离哀怨的声音。但他在风雪中驰骋过无边原野之后，面对长天旷野，忽然来两句“徘徊望神州，沉叹英雄寡”，恍惚是那个时代的一声长叹。刘改之是豪放派词人，很得辛稼轩的赏识，他诗的造诣也不下于词。刘改之和白石不同，很关切国家的命运。他痛感山河破碎，所作诗词感情激越。其诗近放翁但无其深厚，词学稼轩而少其沉着。“便当击楫中流誓，莫使鞭为祖逖先”（《上金陵章侍郎》），“胡尘只隔淮河在，谁为长驱一扫空”（《题高远亭》），这些忠愤之情溢于言表的诗句，很像是放翁诗的回响。锋芒所向，甚至直指最高统治者：“西湖真水真山好，吾君亦岂忘中原？”（《望幸金陵》）连陆放翁也没有如此尖锐的诗句。改之以口语入诗，语言明白如话，但锤炼不够，许多作品过于粗糙。

和姜、刘大体同时而略后的有一个四灵派，是江湖派一个小小的分支。所谓四灵，即徐照字灵晖，徐玑字灵渊，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字灵秀，都是永嘉人，因而称为“永嘉四灵”。他们以姚合、贾岛为崇奉的偶像。赵师秀曾选姚、贾二家诗为《二妙集》，作为他们模仿的范本。还选过刘长卿等七十六家诗为《众妙集》，他们的“众妙”之中竟然没有杜甫，真使人莫名其“妙”。这是一个苦吟派，显然是贾岛基因的遗传。四灵派偏重五言律诗，所作大多为五律。翁卷《寄葛天民》诗称“传来五字好，吟了半年馀”。赵师秀说：“一篇幸止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刘克庄《野谷集》序）他们写得如此艰苦，然而却没有什么像样的佳作。他们不关心世务，“有口不须谈世务，无机惟合卧山林”（翁卷《行药作》），成了他们的信条。因而他们的作品境界狭窄，内容贫乏。徐照有一首《不寐》诗，写自己家境的艰难，自己质问道：“何致贫如此？”⑩我们倒恰好可以移用来请教他们的诗艺：何致贫如此？他们有一些即景小诗，清新秀丽，确有一点儿“灵”气，算是他们集中的佳作。

和四灵同时而稍后的戴复古，是江湖派中较为杰出的诗人。他一生浪迹江湖，游踪几及江淮万里。和四灵派相反，戴复古主张，丰蓄厚积，他是认真读书的。戴复古效法的对象和四灵不同，他推崇陈子昂和杜甫。其《论诗十绝》有云：“飘零忧国杜陵老，感寓伤时陈子昂。近日不闻秋鹤唳，乱蝉无数噪斜阳。”他对当时浮泛诗风的不满可以概见。戴复古曾向陆游学诗，也学了放翁关心国家命运的精神。集中颇有一些有感于山河破碎时局危殆的作品，对人民的悲惨境况也颇为关注。和其它江湖派一样，戴复古也写了不少敷衍应酬之作。他似乎笔力不够，有不少诗，开头不坏，却往往草草收场。戴复古较刘克庄年长，但他长寿，和刘克庄并世达六十年之久。他对这位年轻的诗友极为钦佩，在后期江湖派中也只有刘克庄走到了他的前列。

宋宁宗之世，钱塘书商陈起也颇能诗。他和许多江湖诗人交往，并把他们的诗刊印成集，名曰《江湖集》⑪，刘克庄的《南岳稿》也收入在内。“江湖派”之名显系《江湖集》刊行之后才正式传开的。嘉定十七年（1224）宁宗死去，丞相史弥远玩弄阴谋，废置宁宗属意的皇子济王赵竑而另立赵昀，是为理宗，引起朝野的非议。宝庆元年（1225）陈起将刘子翚的名句“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改易为“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以讥诮史弥远。诗句迅速传开，并误传为敖陶孙所作。这事无疑为史弥远所疾恨。阿谀的言官希意承旨，连刘克庄《落梅》诗中“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一并揭发，以“讪谤当国”论罪。史弥远因此兴起了宋代又一次重大文字狱，《江湖集》雕板被劈掉，陈起遭受黥刑并被流配远州，敖陶孙被迫逃亡，刘克庄遭到废逐。史弥远并诏令禁止士大夫作诗。直到八年之后史弥远死去，“诗禁”才得解除⑫。“诗禁”一词倒也给历史上添加了一个新的名词概念，不能不算是一个“贡献”。

刘克庄以《落梅》诗得罪，也以《落梅》诗得名，后村先生由此誉满江湖。后村年青时得与四灵相并，也反对江西派，诗学晚唐体，自称“苦吟不脱晚唐诗”。后来他发现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失之腐”，而晚唐体“捐书以为诗失之野”（《韩隐君诗序》）。因亦在诗中大量使用典故，讲究对偶，集中也有不少浮泛浅陋之作，有些用典也嫌拙劣。因此古今的评论者对他颇多非议，有的人把他攻击得体无完肤。评价诗人，应以其优秀作品为准，而不应以其低次之作为据。即使是沙里淘金，也应该认真淘洗。南宋偏安江左，时间一久，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士大夫们也渐渐淡漠。刘克庄却始终系念着西北神州，单是这一点就值得赞扬。“神州只在阑干北，度度来时怕上楼”，“青齐父老应流涕，何日鸾旗驻路旁”这是陆放翁一生呼喊的主题，刘克庄是江湖派里的陆放翁。他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歌行，有似唐人张籍的新题乐府，也是其它江湖派诗中难以看到的作品。刘后村也是南宋后期杰出的词人，是辛稼轩之后豪放派词的有力后续。

宋理宗之世，戴石屏、刘后村之外，再没有杰出的诗人。江湖派是一个松散的群体，他们人数众多，除了上面介绍的几位之外，还有许多人，一般成就都不大，但总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时代的风气。本帙选了相当多的江湖派诗人的作品，每人一两首，可以说首首清丽可喜。但全部读完之后，就会感到，这些作品缺乏隆宋时期那种雄浑的力量，有如精致的盆景，不是巍峨的大山。江湖派诗风弥漫于宋宁宗、理宗时代，到刘克庄去世之时，宋王朝已笼罩在元蒙大军南进的阴影之下，诗风也又一次变化，留给有宋最后这个时期的诗歌，既无隆宋的高华，也非江湖的清丽，而尽是哀伤或者慷慨的悲歌。

六、宋末，亡国痛史，抗敌悲歌

宋末诗坛从度宗咸淳元年（1265）开始，其结束应算到遗民诗人的代表人物林景熙于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去世，凡四十五年。度宗即位已是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年。是年八月，蒙古大军已进至庐州安庆，江防告急。十二年之后临安陷落，再过四年陆秀夫负帝昺在崖山投海。所以这个时期的诗人，全是抵抗蒙元的志士或遗民。本帙把参与了抗战后来被害或归隐的遗民属之宋代，入元时年龄尚幼而后来仍坚持遗民立场者纳入元朝。

又一次天崩地塌，而且这一次比一百五十年前更惨。怯弱而腐败的赵宋王朝终于连半壁山河也未能守住，最后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帝，连同无数的帝子、皇孙、嫔妃、姬妾通通作了俘虏。但是，南国的英雄志士并没有辜负这片土地的哺育之恩，他们奋起反抗，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可歌可泣的悲剧。一个王朝的覆灭，有如此之多的豪杰奔赴疆场，有如此之多的诗人坚持大节，这是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曾有过的。

宋末杰出的诗人，每一位都有非同一般的经历，可以说都经受了剑与火的考验。从他们的诗里喷薄出满腔的忠愤之气，体现着这个民族顽强坚毅的精神，固不能完全以工拙论。这里只能拈出几个特别突出的人物来，按其年辈，加以简述。

第一个是严羽。严沧浪追慕盛唐，他的诗论将在下一节稍加提及。他尊唐抑宋，自己的创作就着意模仿唐人。他生活的年代早于谢枋得等人，因而没有参与抗元斗争。但他在乱离中写的作品，有真实的内容，深切的思虑，颇能反映那个时代的面貌，成为宋末抗敌诗歌的先声。

其次是谢枋得。谢叠山是一名抗敌志士。德祐二年（1276），他在信州起兵抗元，失败以后，流亡建阳，坚决抗拒元朝的征聘，并最终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留下的佳作并不多，但极为精萃。《庆全庵桃花》《武夷山中》等诗，貌似平夷而意蕴深厚。

第三是文天祥。文信国是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状元宰相，勤王尽义，八个字可以概括他的平生。早年诗作，成就庸庸。一旦国家危难，他拂袖而起，敢于以疲弱之众犯虎狼之师，屡败屡战，百折不挠。他的诗是他艰苦卓绝的经历的记录，是他披肝沥胆的正气的倾吐，宝鼎万钧，劲松千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他留给后人最为宝贵的教言。

第四是汪元量。元师灭宋，掳三宫北去，汪水云以一名宫廷琴师的身份，扈从北行。一曲哀弦，弹响了千里征途的酸楚，也弹响了一个时代的悲哀。对君主的无上的忠诚，是一种封建的观念，但在特定的时刻，就成为爱国精神的表现。当宗国倾颓之际，君上危难之时，始终如一，不改初衷，是何其难得的品格。汪水云与亡宋故主和嫔妃们的交往，在同为俘虏之日，升华成了一种患难与共的友情。他的《醉歌》《湖州歌》，以清丽凄惋的诗行，记录了又一部亡国的痛史。

最后一位是林景熙。在宋亡之前，林霁山并没有崭露头角，他不过是一名礼部的小官；宋亡之后，他又隐处山林，无声无息。然而他实在是遗民诗人中杰出的代表。他诗学杜甫，有颇为深厚的工力。时代不同了，他的诗不可能像陆放翁那样豪雄奔放，但他是陆放翁的崇拜者，从陆放翁那里获得精神力量。他的作品深厚坚实，沉郁顿挫，哀伤而无凄苦之状，忧抑而无寒伧之色。他虽穷伏深山，精神原自充实，故诗中仍勃郁着满腔英气。

其它作者，如郑思肖、谢皋羽等人，虽不以诗名，间有所作，精神亦自感人。

至大三年（1310），林霁山在平阳去世。“天地寂寥山雨歇”，有宋三百年噌吰镗鞳的诗歌，到此唱完了最后一曲。

七、善学唐者莫过于宋

宋诗是中国五、七言诗继唐代之后的第二个高潮，其成就为后来的元明清三代所无法越过，欧阳永叔、苏东坡、黄山谷、陆放翁这样的大诗人以后也未能产生。但就在宋诗还未曾唱完之时，宋本朝人就开始对宋诗加以抨击。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批评苏轼“以议论为诗”，指责黄庭坚“补缀奇字”，“只知用字押韵之为诗”。刘克庄在《竹溪集序》中抨击更为激烈，说宋代“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有趣的是，这些话最适用于他本人。稍后于刘克庄的严羽，批评得更为系统。严羽所作《沧浪诗话》，是宋代诸多诗话中成就最大，能够自成体系的一家，然而他是以否定宋诗为基调的。严羽论诗，推崇盛唐，谓：“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论及宋诗，他说国初诸公学习唐人，“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这是宋人对宋诗最集中的批评。

严羽对宋诗采取否定的评价，流波所及，影响甚大。到元末明初，复古之热兴起，宋诗就遭到了厄运。豫章诗派的刘崧，“以一言断绝宋代，曰宋绝无诗”⑬。闽中十子林鸿、高棅等人更力主盛唐，也都否定宋诗。随后七子派起来，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宋诗近乎一笔抹杀。明末清初，论争激烈，宋诗仍受冷遇。直到吴之振、吕留良辑《宋诗钞》，厉鹗编《宋诗纪事》，宋诗才得到翻身，清人如此出现了宋诗派。但宋诗的声誉仍时有反复。清末同光体诗人肯定宋诗，陈衍选《宋诗精华录》，给予宋诗以充分的评价。然而直到近代，两位大人物仍对宋诗持否定态度：文学家鲁迅说：“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自然就没有宋人的事了。政治家毛泽东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⑭

其实诗并未被唐人做完，后人还是有得做的。宋诗较唐诗味可能淡一点，还不至如同嚼蜡。诚然，就总体而论，宋诗不如唐诗，缺乏唐诗那种醇厚的韵味，浑然一体的境界，语言的音乐美也远远不如。但宋人开辟了另一个园苑，创作了风格迥不同于唐代的诗歌。游过了峨嵋以后，到了青城，仍然会惊叹那里峰峦的秀雅，林壑的幽深，我们没有必要厚彼薄此的。下面我们对唐宋两个时代的诗歌稍加比较。

唐代自太宗贞观至玄宗开元、天宝有过一百多年国运昌明的时代，国力之强盛在当时的世界是独一无二的，社会富饶，秩序安定。“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杜甫《忆昔》）。国运开泰，人们的思想也就开朗，特别是给予知识分子以一种大展身手的希望。试看盛唐时代有多少诗人在他们的作品里表现了建功立业的梦想，即使到了中唐，国势已经下坡，人们的精神仍保持着一定的势头。宋朝人可没有那种幸运。国力孱弱，自始至终受到北方强敌的威胁。即使在太宗真宗的盛世，朝廷也没有舒展过。“幽燕不照中天月，丰沛空歌海内风。赵普元无四方志，澶渊堪笑百年功！”两百多年之后的遗民诗人刘因在《白沟》诗里，仍对北宋的怯弱发出如此深沉的感叹。所以宋代诗人一生下来就没有盛唐时代那样明朗开阔的生存环境，相应的也就缺乏唐代人那种健旺开朗的精神面貌。我们不喜欢唐代前期那些歌功颂德的宫廷诗，但那时毕竟还有点颂头，如果出现在宋代就显得滑稽了。唐宋诗中都有大量的纪行诗，水驿山程，霜天月夜，最易动人情怀。仔细品味，就会发现两个时代的差别。唐代特别是盛唐，诗人们大多有一段漫游的生活，他们往往怀着一种信念走向远方，旗亭风月，裘马清狂，即使在旅途也自有一种豪兴。宋朝的行旅，大多是赴试京城或者赴任州县，前者还好一点，后者则无不有仕路奔波之感，如果是迁逐流亡或者乱离奔走就更加凄楚。因此不同时代的纪行诗作，蕴涵在里面的精神风貌也大不一样。再如唐代的边塞诗，大多豪气纵横，表现出一种建功立业积极向上的精神，宋朝的边塞，失败连着沮丧，沮丧连着失败，诗人们也就再没有创作出唐代那种豪迈的边塞诗了。

唐代统治者比较开明，唐代诗人也就比较自由，涉及朝廷宫禁之类的诗歌，都无所禁忌。洪迈《容斋随笔》就说“唐诗无讳避”。“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在宋代却不行，洪氏因而感叹“今人不敢尔也”。唐代基本上没有文字狱，这种“新”事物也是宋代才有的。苏轼乌台诗案，刘克庄梅花诗案，陈起江湖诗案，都是有名的例子；那些文化警犬们已懂得怎么上纲上线，谁如果被扣上一顶“讪谤”朝政的帽子，就会罪无旁贷。不过得公正地说，宋代的文字狱并不严酷，比起后代，譬如明清，宋代还是相当宽松的。宋代许多诗人，在贬谪途中还写了那么多诗歌，如果生活在后世文字狱暴兴的时代，他们首要考虑的是能否保住首领，而不在于要不要吐露心声。

唐、宋两代诗人的成分也有所不同。盛唐时代的诗人很少有大官，如李太白、孟浩然没有做过官，杜甫也没有官过几天，而且小得可怜，王维虽然做官，很有点“大隐于朝”的味道，王昌龄不过一个县团级，高适、岑参在他们作为“诗人”的阶段地位都很低，中唐时候当大官的才多起来。北宋的大诗人基本上都是大官，晏殊、欧阳修、王安石都是朝廷大臣，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人地位低一点，大部分时间也都还在官任上。南宋三大诗人官阶也不算太小。只有江湖派诗人大多“身处江湖”。所处地位不同，同国家政治的关系就大异。盛唐诗人很少直接卷入政治斗争。李太白入永王璘幕无非是为自己找一个机会，并无意干预政争。宋代大诗人无不卷入政治倾轧，他们参政议政，极为积极。欧阳修支持范仲淹庆历新政，王安石主持熙宁变法，苏轼及其诗友们基本上都是新法的反对者。随着朝廷政局的变化，元祐诗人们几起几落。南宋出现了抗敌还是求和的长期斗争，诗人们大多是坚决主战的。这些政治纷争，全部在他们的作品里反映出来。宋诗中体现的情感，出现的议论，无不与他们卷入政治有直接的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诗风的转变。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宋代的诗风不同于唐代，实际上唐代各个时期也是不同的。中唐就大异于盛唐。宋代大诗人大多推崇杜甫，其实对宋诗影响最大的是韩愈，可以说韩诗是宋诗的源头。前文引用了欧阳修自述他得力于韩愈的体会和韩愈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其实重要的还不在于谁来提倡，更在于诗风的自然承接。宋诗语言风格最突出的特点“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即始于韩愈。韩愈喜用拗句，音律节奏不因袭盛唐的陈规，对宋诗也有很大的影响。前代诗论家也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叶燮《原诗·内篇》云：“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赵翼《瓯北诗话》卷五也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这些论述，至为的当。特别是叶燮、赵翼都不把“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当作缺点而当作特点，这是他们高明之处。任何特点，发挥得当就是优点，追求过分就成为缺点。

宋诗的题材内容比唐诗更为丰富，发掘得更为深入。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是时代提供了新的内容。由于诗人们卷入政治斗争，对国计民生的议论就多，反映人民生活的题材往往和政治挂起勾来。靖康之难以后，整个南宋一代，都面临外敌的威胁，爱国的主题就突现出来，致使陆放翁成为空前的爱国诗人，像陈与义、刘子翚、文天祥、汪元量、林景熙那样的诗作，是唐代所没有的。金代元好问有同样的作品，从时间上说，与南宋正在同一纬度；另一方面是诗本身的发展。唐人未写的题材，宋人去写，唐人写过的题材，宋人发掘得更深，是很自然的，未必是诗人有意为之。宋诗不回避细小事物，许多唐人不写的东西，宋人都可以写，鸟兽虫鱼，各种生活用品，劳动工具，无不可以写入诗里。也有某些东西，唐诗发达而宋代甚为欠缺的。如前面提到的边塞诗，宋人远不如唐人，那是由于国家的形势不一样。再如爱情诗，宋代极不发达，有那么几首也是写给可怜的妻子的，不是写给脉脉相思的恋人的，诚挚或可嘉，而风情则差逊。那是因文体变化发展的结果，宋人涉及爱情的内容绝大部分用词来表现，诗把这个席位让给长短句了。李清照写了那么多或者情意缠绵，或者凄清哀婉的爱情词，而在诗里一句也没有。宋朝人正襟危坐来写诗，一到酒筵歌席，女爱男欢，他们就只唱曲子了。读欧阳修的诗，以为他永远是那样垂绅正笏，凛然不可侵犯；一读他的词，才知道另有一个风流倜傥的欧阳永叔，正在粉黛丛中，“寸寸柔肠，盈盈粉泪”，唱得如醉如痴。

在艺术表现方面，宋人有很大的发展。宋人用典，远比唐人为多。注宋人诗，比注唐人要难得多。特别是苏黄的作品，他们博览群书，识多见广，又喜欢炫才逞博，搜罗奇字，暗用僻典。用韵方面，也喜欢猎奇竞胜，有时还故用险韵。“尖叉”二字，极不好押，苏东坡偏要逞能，连用多次。欧阳修《六一诗话》记载，有个叫许洞的进士，约九僧作诗，规定不准用“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日、禽、鸟”等字，九僧只好搁笔。欧阳修自己也出过这样的诗令。他在颍州约客作雪诗，规定诗中不准出现“玉、月、梨、梅、絮、白、舞、鹅、鹤、银”等字。某一题材，如果老搬用那些现成的词语，就会成为套话，当然不好；但反过来一概不许用通常有联系的字，那就矫枉过正，成为一种争奇斗狠的游戏。苏东坡称之为“百战不许持寸铁”，而他自己正喜欢这样的战斗。宋人的对偶比唐人更为精巧。唐人只求属对工整而韵味深厚，宋人却有许多讲究。如句中暗用典故。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诗“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只是一般的写景，注释家却发现诗中“护田、排闼”来自《史记》、《汉书》，是以史对史，以汉人语对汉人语。苏轼《雪后书北台壁》诗“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王十朋注引赵彦材说，这联对句曾使王安石惊叹不已。一般读者只看到诗中描绘楼台如玉台，形容原泽如银海，王安石却知道其中语本道书。据说道家以双肩为玉楼，故下接“寒起粟”，以眼睛为银海，故下云“眩生花”。我们惊叹他们学问的渊博，也钦佩他们用事的精巧，但这种对偶用事实在太艰深。有的句法也很奇特。如东坡《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饮酒以诗戏之》诗中“公独未知其趣尔，臣今时复一中之”，巧用典故，又纯用散文句式，显得幽默风趣。陆放翁《夜泊水村》诗中“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逢人无再青”，故用拗句。各种特殊的句式，在宋人诗中，变化无穷，不胜枚举。

唐宋诗艺术风格的差异，非常明显却颇难缕述。缪钺先生《论宋诗》有一段精采的论述，本身也很有诗意：“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酝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譬诸修园林，唐诗则如叠石凿池，筑亭辟馆；宋诗则如亭馆之中，饰以绮疏雕槛，水石之侧，植以异卉名葩。譬诸游山水，唐诗则如高峰远望，意气浩然；宋诗则如曲涧寻幽，情境冷峭。唐诗之弊在肤廓平滑，宋诗之弊在生涩枯淡。”缪公论中多用比喻，极为精妙，但倘不亲读两代诗亲自体味，这些比喻也难以理解。

当年严羽指责宋诗“非古人之诗”，变“唐人之风”，宁不知这正是宋诗的价值所在。如果宋人写的都是“古人之诗”，“唐人之风”，宋诗的地位也就没有了。就以严羽本人为例，由于他崇尚唐诗，在他的作品里，就到处碰到唐人的词语，读起来总感到似曾相识。而在宋代大诗人的作品里就没有这种现象。即使是据说主张“无一字无来处”的黄山谷，他的诗作也是自铸伟词，自成风格。宋人学唐诗的成就，恰好就在于它不似唐诗，而开辟了一种新境，登上了另一高峰。缪钺先生有一句名言，“善学唐者莫过于宋”，正是这个道理。

八、不能忽视金诗

自北宋末年，女真在东北崛起，如此中原大地上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政权。与之同步，文学也出现了南北辉映的两支队伍。由于女真原来文化落后，文学的起步自然要艰难得多。他们是在立国以后，吸取了汉族的文化，才迅速发展起来的。他们占领了中原，也占领了中原的文化；也可以说，他们征服了中原，中原的文化又征服了他们。有金一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文学史家不能忽视金诗的成就，因此我们讨论过宋诗之后有必要兼论金诗的发展历程，宋室南渡之后，金诗是与南宋诗歌齐头并进的。女真原生活在我国东北，千百年来，艰苦经营于白山黑水之间，至五代之际逐步强大。公元一一一五年（宋徽宗政和五年）太祖完颜旻建立金国。九年以后，太宗完颜晟继位，于一一二五年（宋徽宗宣和七年）灭亡辽国，第二年攻下汴京，旋覆亡北宋。于是金统治了中原地区，长期与南宋对抗。到一二三四年（南宋理宗端平元年）被灭于元，凡有国一百二十年。

通常把金源文学分为三个时期。自太祖开国到海陵朝为前期，凡四十五年。从大定、明昌到贞祐南渡为中期，凡五十四年。南渡到哀宗亡国直至元好问等遗民去世为后期，约四十馀载。三个时期，年代界划和诗风差别都非常分明。

九、借才异代的金国前期

金源建国之初，表现出极大的活力，十数年间，灭辽下汴，统一北方，大军到处，所向披靡。然而文化却仍然落后，只有矛戟的铮铮，弓弦的鸣响，却听不到多少歌声。金水河边涌出了无数的猛士，却没有一名歌手。清人庄仲方在《金文雅》序中说：“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始言文。太宗入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后先归之，而文字煨兴，然犹借才异代也。”这话准确地反映了金代前期的实际。

金初杰出的诗人基本上都是宋人，但他们的来源各不相同。宇文虚中于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以资政殿大学士出使金国，金太宗爱其才艺，加以官爵，与韩昉等人共掌词命。虚中在金颇受尊宠，累官翰林学士知制诰兼太常卿，封河内郡开国公。他的这种处境，与庾信之在北朝很相类似，虽身居高位而心怀故国，加上出仕异族有失臣节的悔恨，也沉重地压在他的心上。所以他有许多诗写得非常沉痛。其《在金日作三首》云：“南冠终日囚军府，北雁何时到上林？”“传闻已筑西河馆，自许能肥北海羊。”《己酉书怀》诗云：“生死已从前世定，是非留与后人传。孤臣不为沉湘恨，怅望三韩别有天。”这些诗句充分表露了他的矛盾心情。他未能像庾信那样敷衍到底，终于被金人杀害。吴激的情况和宇文虚中大体相同，也是使金被留的，仕为翰林待制。吴激同家乡旧国有着深厚的关系，他是宋臣吴栻的儿子，王履道的外孙，妇翁是著名书画家米芾。这种渊源使他对宗国特别牵肠挂肚，一缕剪不断的情丝永远萦绕着故国的河山。他的诗语言明净，善于刻画风光景物来寄寓情怀。吴激还是有名的词人，一阕《人月圆》使所有留金的宋人都为之垂泪。这首小词是金词首屈一指的名作。

高士谈、刘著属于另一种类型。高士谈于宋宣和末任忻州户曹，忻州失陷后入仕于金，为翰林直学士。这种任职实出于无奈，故他在诗里流露出强烈的故国之思。其《题禹庙》诗云：“可怜风雨胼胝苦，后世山河属外人。”对北宋的灭亡有无穷的遗憾。《不眠》诗云：“乱离惊昨梦，漂泊念平生。泪眼依南斗，难忘去国情。”怀恋之情，悲苦之思，充溢于字里行间。高士谈后来和宇文虚中同时被害，不会是偶然的，决不是如传记所云因宇文虚中一言，泄漏了他家藏图书而已。刘著也是由宋入金的，在金仕宦颇不得意。其《至日》诗云：“乱离南国忽经年，一线愁添未死前。心折灵台候云物，眼看东海变桑田。燕巢幕上终非计，雉畜樊中政可怜。安得绝云行九万，却骑鲸背上青天。”金初入据中原，朝廷军政大权都由金国贵族掌握。这些权臣贵胄，对汉族知识分子既歧视又忌恨，所以刘著乃有“燕巢幕上、雉畜樊中”的愤懑与忧伤。

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特殊的文学现象。这些金代前期诗坛的代表，他们身登金国的朝廷，而心却长系着淮水那边白云之下的故国。他们都不乏才华，尤多幽思，如此用怊怅愀怆的诗什，写忧悲悒郁的愁肠，使千百年后人们读来仍然哀惋感人。我们敬佩元遗山的器度和识见，元本人是忠于金室的，但他在所编《中州集》里并没有忽略这一大批对金国怀有二心的诗人，而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张斛和蔡松年是第三种类型，尽管心头也有郁闷，但他们是乐事新朝的。张斛仕宋为武陵守，后在金官秘书省著作郎。他有一些描绘江南山水的诗写得不错，但有些学者认为他也和吴激等人一样地思怀宋国则是一种误解。张斛本渔阳人，他诗里的“故山、故国”并不指的南朝。蔡松年是典型的降顺之臣，北宋末随其父蔡靖以燕山府降金。熙宗朝都元帅宗弼（就是《说岳》故事里被塑造为岳飞对手的金兀术）连年伐宋，蔡松年以行台刑部郎中总军中六部事，因此得到宗弼的引进，并得以和野心勃勃的海陵王完颜亮相善。仕金的宋人大多具有两重人格，而以蔡松年为甚，他和别人的心理也有很大不同。他一方面极力巴结宗弼，同时又感到“自要尘网中，低眉受机械”。完颜亮凶残狂悖，许多大臣都被杀害，蔡松年却能够逶迤其间，并得以青云直上。其《淮南道中》诗云：“吾年过五十，所过知前非。颜鬓日苍苍，老境行相追。桔槔听俯仰，随人欲何为！归计勿悠悠，出处吾自知。”蔡松年五十之岁，当完颜亮贞元四年（1156），时为参知政事。他“自知”些什么？又“知非”为何物？明年蔡松年晋尚书右丞，又过两年官至右丞相，是宋人仕金的最高官位，他何尝有过任何的“归计”？《金史》言“海陵谋伐宋，以松年家世仕宋，故亟擢显位以耸南人观听”。他于正隆四年（1159）去世。金前期的诗人就以这一头引诱南人的带头羊死去而告一段落。

一〇、诗坛“大定”，并不“明昌”

正隆六年（1161），正当完颜亮进驻瓜洲，试图跨越长江天堑、妄想“立马吴山”的时候，金国后院火起，他的堂兄弟完颜雍即位于辽阳，年号大定，是为世宗。完颜亮旋即为部下所杀，这一代凶横就此告终。金世宗是有金一代持重守成的皇帝。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安定大局，随后又同宋议和，使南北双方得到几十年的和平相峙。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他去世后，皇太孙完颜璟继位，年号明昌，是为章宗。金代没有真正昌明的盛世，只有大定、明昌使北方得到四十多年相对的平静。大定、明昌的诗坛正是这种社会环境的产物，和政治上平静相应的是文学上的平庸。诗人不少，但成就平平，其代表人物是蔡珪和党怀英。

金人萧贡曾说：“国初文士，如宇文太学、蔡丞相、吴深州之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为正传之宗，党竹溪次之，礼部闲闲公又次之。”元好问在《中州集》里引了这段话之后说：“天下迄今无异议云。”也就是说这是当时的公论，元好问本人也同意。

蔡珪是蔡松年的儿子。完颜亮天德三年（1151）中进士以后不赴选调，却杜门读书。蔡松年作为降顺之臣，他得小心翼翼；而蔡正甫已是丞相公子，自然宽绰多了。他尽可以诗酒自娱，过着“琴里忘忧尽日弹，百忧俱息夜初阑。青灯把卷逢真味，绿酒倾尊破薄寒”（《秋日和张温仲韵》）的生活。蔡珪学问渊博，于金石文字颇有研究，但作为一代正宗的诗人，其诗歌成就却不能令人首肯。他既无前期诗人的故国之思，又无后期作者的伤时之感，其诗多囿于生活琐事，内容空虚，集中找不出若何有分量的作品。由于蔡氏存诗仅四十六首，是否曾有佳作湮没，我们已无从得知。

党怀英继之而起，其诗学东坡，虽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但毕竟还表现出作者本人的秀颖之气，若干作品尚清新可诵，但佳作不多。党怀英年青时与济南辛弃疾师事亳社刘岩老（瞻）。后辛稼轩飞骑南渡，铁马金戈，毅然以恢复中原自任，虽壮志不遂，在文学上却成就了千秋伟业。党怀英安处北方，成就庸庸。其《鹧鸪天》词下片云：“天外事，两悠悠，不应也作可怜愁。开帘放入窥窗月，且尽新凉睡美休。”这种作品与大声镗鞳、小声清越的稼轩词相比，真不啻虎啸龙吟之与秋蛩寒蚱。

蔡珪、党怀英当日声名籍籍，其秘诀就在于他们迎合朝廷的需要，为统治者铭功颂德。蔡珪《葵花》诗云：“小智区区能卫足，孤忠耿耿只倾心。”准确地描绘了他们自身的形象。他们的主要工力，在于用典雅的文字，为皇帝草拟制诰，其高望宏声亦由此得来。章宗明昌四年（1193），皇叔永蹈伏诛。党怀英为拟诏云：“天下一家，讵可窥于神器；公族三宥，卒莫逭于常刑。非忘本根骨肉之情，盖为宗社安危之计。亦由凉德，有失睦亲。乃于间岁之中，连致逆谋之起。恩以义掩，至于重典之亟行；天高听卑，殆非此心之得已。兴言及此，惋叹奚穷！”把一场内部血腥的残杀，说得如此堂皇活脱。论文字技巧，不妨说精妙绝伦；论艺术精神，则可以说毫无价值。他们的才华，就在这种宫廷台阁的应酬文字上作无谓的消耗。人们往往挡不住荣名地位的诱惑，宁不知正是荣名地位坑害了多少的智士才人！

金代诗歌的发展，有如东去大江的风景：其上游有奇险的峡谷，其下游有浩瀚的洪涛，中间一段却平淡无奇。当然，决不是说这一时期就毫无佳作，其中刘瞻、刘迎、周昂、王庭筠等都有诗可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迎。刘迎的名气远不如蔡、党，然而他实在是大定时期的重要作手，其诗作较多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七言歌行在当时较为突出。

一一、赋到沧桑句便工

金代后期，漠北的蒙古族勃然兴起。自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成吉思汗首次犯边，从此成为金国的威胁。西北河山，相继沦陷。金宣宗顶不住蒙古的压力，于贞祐二年（1214）迁都于汴，史称“贞祐南渡”，金王朝从此走向衰微。宣宗又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南开宋衅，西结夏兵，使自己腹背受敌。二十年之后，即到金哀宗朝，终为蒙宋联军所灭。

金后期诗人面临的现实，和以往完全不同。这时期的诗人有两个类型，我们得分别加以叙述。尽管两者并非对立的派别，但诗风确有很大的差异。

一个类型是大定、明昌延续下来的诗人，以赵秉文为中心，其中著名的角色有杨云翼、王若虚、李纯甫等人。

赵秉文是金代的重要诗人。他历仕五朝，官至六卿，自大安三年（1087）党怀英去世后盟主文坛近四十年。金代后期许多诗人，包括元好问在内都出自他的门下。赵秉文的创作实绩亦有可观。元好问《闲闲公墓铭》里说他：“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则沉郁顿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渊明。以它文较之，或不近也。”这当然不无夸誉之词，但他毕竟写出了不少佳作。赵秉文的创作走的仍然是蔡珪、党怀英的路子。他生活的后期，金源社会已满目疮痍，外面强敌压境，内部政治腐败，国家已岌岌可危，赵秉文却仍在他的闲闲堂里逍遥自在。“所贵心无事，心安身自安。低头拾红叶，仰面看青山。朝听新泉响，暮送飞鸟还。清晨了人事，过午掩柴关。高非出天外，低不堕尘寰。花落鸟声寂，我处动静间。”（《闲闲堂》）天下已干戈扰攘，民不聊生，诗人却如此“闲闲”，实在荒庸得令人难以设想！赵秉文存诗近六百首，以留连光景之作为多。其中拟和陶渊明的作品有近四十首，和韦应物的也不少。在兵荒马乱中把陶渊明拉过来，扯过去，陶渊明地下有灵肯定非常狼狈。这样的作品绝对谈不上陶渊明的真淳，而只有赵秉文的麻木。和赵秉文“代掌文柄”的杨云翼，其创作成就远不如赵。声名与杨云翼亦差可比拟的王若虚，其理论建树过于创作成就。

在这群诗人中有一个较为独特的就是李纯甫。金源诗尚平易，李屏山却追求险怪。他的七言古诗较有特色。刘祁《归潜志》云：“李屏山教后学为文欲自成一家，每曰：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故多喜奇怪。然其文亦不出庄、左、柳、苏，诗不出卢仝、李贺。晚甚爱杨万里诗，曰：活泼剌底，人难及也。”追求自成一家并不错，但李屏山往往勉强装作，就未免有失自然。屏山诗的风格和赵秉文不同，回避现实的态度却不相上下。其《偶得》一诗云：“包裹青衫已十年，聪明更觉不如前。簿书丛里先抽手，鼓角场中少息肩。瓯底剩储元亮粟，叉头高挂老坡钱。会须着我屏山下，了却平生不问天。”字里行间固不无牢骚，但毕竟是非常消极的。诗最足以说明李屏山的人生态度，也表现了与之同类型作者的颓靡诗风和逃避现实的麻木状态。

另一类诗人和赵秉文等人大不相同。他们生活的时间虽和前一类人交错，但年辈大多较赵秉文、杨云翼为晚，地位也较赵、杨为低。“干戈扰扰遍中州”，他们已没有一个可以“闲闲”的角落。他们亲历乱离的痛苦，目睹山河的破碎，命运迫使他们在颠沛流离的道途上唱起时代的哀歌，倾诉人民的苦难。如赵元的《修城去》，记录了劳动人民被迫修补城垣而沥尽膏脂的苦况。由于统治者的腐朽，付去的全是无益的辛劳，诗人由此发出了“君不见得一李勣贤长城，莫道人间无李勣”的慨叹。冯延登的《郾城道中》描绘了遭到破坏的村落的荒凉，秦略的《谷靡靡》刻画了农民运送官粮的艰辛，王元粹《西山避乱三首》以亲身经历述说出流亡的痛苦，而宋九嘉的《途中书事》、雷琯的《商歌十章》更绘出了人间凄惨的流民图。他如麻九畴、辛愿、李俊民、李汾、麻革等，都以各具风格的篇章，描绘了残破中原的图景，写出了乱离人们的心曲。在这一大群作者中，成就最为辉煌，贡献最为卓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金诗的殿军大诗人遗山先生元好问。

元好问在编完《中州集》后题的绝句中说：“邺下曹刘气尽豪，江东诸谢韵尤高。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他的结论显然带有宗国的感情，金国诗歌虽也可观，但总的成就是不如南宋的。在元好问之前，没有一个诗人可以同南方的范成大、杨万里、陆放翁一较高低。北国的词人较之辛弃疾更是莫能望其项背。而当元好问步入诗坛之日，南国的巨星都已陨落。只有这时候，这一领“锦袍”才可以披在元好问的肩上了。

元好问，字裕之，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他在年青的时候即已崭露头角，以《箕山》《元鲁县琴台》等诗得到赵秉文的赏识而名动京师；当时他的诗即已有自己的风格，比较地关心民瘼，注目苍生。好问二十五岁那年，贞祐南渡，国家已只剩下半壁河山的半壁，兵连祸结，国脉如缕。二十年间，元好问或流亡道路，或僻处乡间，其后在哀宗朝短暂地做过三任县令，再在朝担任过左司都事的小官，这种经历使他得以广泛地了解满目疮痍的社会。他在《八月并州雁》《寄赵宜之》《虎害》《驱猪行》《宛丘叹》等诗中描述了劳动人民生活的悲惨，揭露了统治者政治的黑暗。“大城满豺虎，小城空雀鼠。可怜河朔州，人掘草根官煮弩。”这就是当时北国中原的现实。好问四十五岁之时，蔡州陷落，金国覆亡，诗人从此成为亡国的遗民。在这期间，元好问写了大量的作品，翔实地记录了金亡前后的悲惨历程，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无限的悲愤，成为金元易代之际血泪斑斑的诗史。《岐阳三首》、《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续小娘歌十首》，是这时期的代表作。“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庭。”“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这样的诗句，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诗人心的颤动，血的沸腾。赵瓯北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灾难造就了诗人，蒙古人的长枪大戟摧毁了完颜王朝的城阙，却促成了诗人元好问竖起自己不朽的丰碑。

元好问的诗诸体兼备，五言古诗，七言绝句并有许多名作，七言律诗尤所擅长，其反映金亡前后的诗篇大多是七律。元好问生长河朔，挟幽并豪侠之气，又值金源亡国，宗社丘墟，故发而为诗，悲歌慷慨，有不求工而自工者。然此亦并非全面，好问功力极深，于前人诗艺，兼收并蓄，故其诗歌风格，豪雄俊爽与沉郁顿挫同时并具，馥郁纤秾同豪雄悲壮兼而有之，卓然成一代大家。元好问的诗歌评论亦成就斐然。《论诗三十首》是继杜甫论诗绝句之后的大型组诗，其诗论崇尚刚健自然，反对绮靡造作。好问作此组诗之时，年仅二十八岁，然其识见深微独到，影响极其深远。后代仿造之作，规模或有过之，然对历代诗人评判之精审，于诗歌艺术持论之坚实，似尚无人可比。

一二、北宋诗发展的北翼

金在政治上与南宋对抗，而诗歌创作则南北争辉。有金一代诗艺，也紧承北宋而来。北宋诗发展而为南北两翼，北翼虽不如南翼劲健，但总算还差可飞翔。北宋欧阳修、苏轼、黄山谷对金诗都有影响，而以东坡为最。如果从字面上看，在金诗中出现最多的古代诗人，一是陶渊明，二是苏东坡。然陶渊明的出现，主要是那些身居高位的诗人感到无聊，或者是身居下僚的诗人碰到烦恼，需要在陶渊明那里去寻找安慰，并不影响到诗歌创作的实质。而东坡则完全两样，苏东坡清雄明畅的诗风成为金源诗人创作的楷模。试看《全金诗》中“次东坡韵”、“和东坡诗”、“集东坡句”所在多有；而仿效东坡句法，袭取东坡词汇，更随处可见。从金代初期历大定、明昌直至金末，苏东坡的影子到处可以碰到。清代评论家认为元好问也直承东坡。翁方纲《读元遗山诗》甚至说：“遗山接眉山，浩乎波涛翻。”这话也不无道理，只是元遗山“翻”起的波涛没有苏东坡那样的浩瀚。当然，现实的教育比任何前人的影响都大，金元易代之际，地覆天翻，于此麻革、李汾、元好问等的歌唱，沉郁苍凉，梗概多气，扫净前人的踪迹，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作品”了。

自西晋、南北朝到五代十国直至契丹、西夏，少数民族在北方建立的政权，往往使南方望而生畏。然提到诗歌创造，他们就只能怅望南云，莫可奈何了。所以南方的文士，如王褒、庾信，一到北方，便成为至宝。唯独金源，诗歌的造诣并不少弱，乃至骎骎乎可以与南宋抗衡，这是以往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割据政权都无法比拟的。

我们要感谢元好问，好问于金亡之后经过近二十年的辛勤劳动，苦心孤诣，收集有金一代的文献，编成《壬辰杂编》和《中州集》两部大著。《壬辰杂编》虽已亡佚，但它为元代撰写《金史》提供了材料。而《中州集》则保存了金代的诗歌。尽管由于“兵火散亡，计所存者，才什一耳”，但毕竟使我们可以窥见金诗的概貌。清代郭元釪在《中州集》的基础上，加上王寂、赵秉文、王若虚、李俊民、元好问、段氏兄弟等的集子和《河汾诸老诗集》中的作品，收辑佚编，补缀遗漏，编成《全金诗》，使我们现在能看到金诗三百五十八家五千五百四十四首。如果没有元好问的努力，那么金亡之前的许多诗篇都会湮没，那些诗人就只能在九泉之下长恨绵绵。单是这个方面，我们也应该充分评价元好问的功绩。

注释：

①九僧，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谓为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贵城惟凤，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嵋怀古。欧阳修《六一诗话》谓“九僧诗集，今不复传”。司马光曾见其集，谓“其美者亦止于世人所称数联耳”。其中惠崇是有名的画家，其画作为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所赞赏。

②“西昆”之名来源于《穆天子传》卷二：“天子北征东还，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群玉之山，……先王之所谓策府。”注：“言往古帝王以为藏书册之府。”杨亿以他们酬唱的秘阁犹传说中的玉山策府，又传玉山策府在昆仑之西，因取名西昆。

③苏轼《六一居士集叙》：“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

④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六引《金陵语录》。

⑤这三个词组，一出于黄庭坚《答洪驹父书》：“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一出于惠洪《冷斋夜话》卷一：“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⑥“三元”之说出于清末同光体诗人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三元说虽甚精辟，但并不科学。盛唐不只是开元，还需包括天宝和至德、乾元，中唐不只是元和，此前此后还长达数十年，宋诗的极盛也不能只以元祐为准。如果从历史发展上看，建安时代和晋、宋之际的诗歌同样是“盛”的。而且这还只限于五、七言诗，更不能说整个中国的“诗莫盛于三元”。

⑦叶梦得《避暑录话》：“政和间，大臣有不能为诗者，因建言，诗为元祐学术，不可行。……何丞相伯通适领修敕令，因为科云：‘诸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又，《容斋四笔》：“自崇宁以来，时相不许士大夫读史作诗，何清源至于修入令式，……政和后，稍复为之，而陈去非遂以《墨梅》绝句擢置馆阁。”何丞相，即何执中，字伯通，卒后封清源郡王。何氏系阿谀庸人，徽宗大观、政和间与蔡京并相。其时真正当权者是蔡京。

⑧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载江西诗派以黄庭坚为祖，下二十五人为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梅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其中洪刍、洪朋、洪炎、徐俯为山谷外甥。赵彦卫《云麓漫钞》所录，无江端本，有江端友；无何，而补入吕本中。并云：“议者谓陈无己为诗高古，使其不死，未必甘为宗派。若徐师川则固尝不平曰：‘吾乃居行间乎？’韩子苍云：‘我自学古人。’均父（夏倪）又以在下为耻。不知居仁当时果以优劣铨次，而姑记姓名，而纷纷如此。”其中何潘大观无诗传世。元代方回《瀛奎律髓》又将曾幾、陈与义补入。《律髓》卷十六陈简斋《道中寒食》诗批语：“简斋诗即老杜诗也。予平生持所见，以老杜为祖，老杜同时诸人皆可伯仲。宋以后，山谷一也，后山二也，简斋为三，吕居仁为四，曾茶山为五，其它与茶山伯仲亦有之。此诗之正脉也。”卷二十六陈简斋《清明》诗批语：“呜呼，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为一祖三宗，馀可与配享者有数焉。”据《文献通考》，江西派诗多达一百三十七卷，续派十三卷。

⑨王若虚句见其《山谷于诗，每与东坡相抗，门人亲党，遂有言文首东坡，论诗右山谷之语，今之学者亦多以为然。漫赋四诗为商略之云》诗。元好问句见其《论诗绝句》。

⑩徐照《不寐》诗全文：“拥衾多不寐，吟思被愁分。雪气冲帘入，鸿声带雨闻，儿饥因废学，亲没未营坟。何致贫如此，肝肠痛莫云。”

⑪陈起所刻原有《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中兴江湖集》。皆散佚，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有《江湖小集》九十五卷、《江湖后集》二十四卷。

⑫《江湖集》狱见《瀛奎律髓》。史弥远本拟重罪刘克庄，议下大理鞫治，后听郑清之言中止。郑清之是史弥远废立的同谋，他知道如穷治刘克庄等，其阴谋愈益显扬，故淡化这一事件，刘克庄因得以不死。

⑬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六引。

⑭鲁迅语见《致杨霁云》，毛泽东语见《致陈毅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