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是现代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而我们可能不太了解的是，工业革命之前，其实不存在所谓经济增长问题。从公元元年到1800年左右，世界各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基本保持不变，几乎没有增长，各国之间的差异也比较小。各经济体之间的综合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规模，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国家了。由于人口规模非常大，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非常高，秦汉时期大约为25%，隋朝时约为70%，唐朝时约为60%，宋朝时约为80%，元朝以后这个比例迅速下降，但一直到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GDP还是约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由此可以知道，古代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自信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历经磨难，GDP占全世界的比例在1950年大约为4.5%，由于在一定程度上错过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球经济发展的又一黄金时代，到八十年代年时，我国GDP占全球的比例大约为2%，这一占比持续了十多年，到2000年时上升为3.65%，之后这一比例快速上升，2017年中国的GDP占全球GDP的比例大约为15%，同期，美国的GDP占全球GDP的比例大约为24%。虽然存在数据质量和数据可比性等诸多问题，但这些数据很好地体现了全球经济发展中波澜壮阔的一面。为什么有的国家很贫穷，而有的国家很富裕？为什么工业革命以后各国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如此之大？
如果说工业革命之前各国之间是“共同贫穷”，国家实力很大程度取决于人口规模，那工业革命以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正是经济学学科研究的核心内容。自从亚当·斯密发现工业革命给英国经济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写成《国富论》一书，开创经济学这门学科研究以来，经济学家从很多方面开始思考经济增长的动力。18世纪以前，虽然有基本的生产要素，但要素流动和信息流动的成本非常高，技术交流速度也非常缓慢，形成的是低水平传统农业社会经济发展的均衡，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人均产出基本保持不变。工业革命以来，人均产出开始持续增长，这完全突破了原有的农业社会低水平均衡，使得人们开始从理论上思考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Y=AF（K，L）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践的精髓，Y表示最终产出，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A表示以技术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率。两百多年来，经济学理论一直以这一基本的宏观经济核算解释和指导经济发展实践。资本、劳动和以技术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率构成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结论表明，18世纪到20世纪后期，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根源在于资本和劳动，在于资本和劳动本身的价值创造以及相关的资源配置效率改善，而最近几十年，全球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就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与教育密切相关！
为了更直观地理解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参考一些跨国经济发展的数据。图3是各国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关系图。由图中可以看到，人力资本存量越高的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越高。如果我们将两个变量做一条拟合直线，这条线的斜率就反映了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强弱，当然，这种关系是否稳定还需要参考其他指标判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初步结论是，拟合直线上方的基本都是大国，而拟合直线下方的很多都是小国。这说明，人力资本不但能带来经济增长，而且存在外部性，有溢出效应。给定人力资本水平，人口规模越大的国家，能够更好地发挥外溢效应，从而有更好的经济发展水平。拟合直线上方很明显的几个国家，比如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中国是相对偏离拟合直线最远的国家，印度次之，美国再次之，其他国家的偏离程度均没有这三个大国的偏离程度高。这就表明，与相同人力资本水平的国家比较，中国的人口规模使得我们更能发挥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从而有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
图4研究人力资本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经济学将经济增长的根源分为资本K、劳动L、全要素生产率A，凡是资本和劳动不能解释的部分都归结于A。由此可见，全要素生产率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比如制度质量、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管理水平等，教育对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国民素质的提升、精英人才的培养对于制度建设、技术进步、企业管理等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图4从跨国数据层面简单考察二者的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到，人力资本存量越高的国家，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越高。同样我们可以拟合一条直线反映二者之间的相关程度，各个国家离拟合直线的距离可以反映出人力资本在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发挥作用的程度。除去一些资源型国家（这些国家的资本存量相对较少，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资源，而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核算中被归为全要素生产率，这和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存在差异，属于特例），美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处于直线上方，而中国处于直线下方，这表明，相同人力资本存量的国家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拥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而中国则因为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等原因，全要素生产率还较为落后。这也提醒我们，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对我国现阶段相关政策的制定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最近十多年来，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一直是政学两界关注的焦点。但是，我们认为现有政策制定对于结构转型的理解是存在偏差的。简单而言，经济结构转型是要实现从现有低技术、低附加值低效率发展模式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效率发展模式升级。为达到这个目标，政府热衷于制定方方面面的产业政策，比如，制定新兴产业目录、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等，希望由政府引导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这种模式试图用不断地加大投入来实现企业或产业的绝对技术进步，达到结构升级的目的。然而，资源总是有限的，要维持这种高投入的代价是非常高的——政府规模会越来越庞大，经济效率也很可能会越来越低。我们认为，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政府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关注市场失灵的同时，致力于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让资源能够在企业间、产业间、区域间自由流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样，就能够实现由于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带来的整体生产率水平提高，这对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结构转型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图3 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
［注］：图中国家和地区代码：南非ZAF、阿尔及利亚DZA、摩洛哥MAR、突尼斯TUN、埃及EGY、喀麦隆CMR、中非共和国CAF、乍得TCD、刚果COG、加蓬GAB、安哥拉AGO、布隆迪BDI、刚果（金）ZAR、贝宁BEN、赤道几内亚GNQ、埃塞俄比亚ETH、冈比亚GMB、加纳GHA、几内亚GIN、科特迪瓦CIV、肯尼亚KEN、马达加斯加MDG、马拉维MWI、马里MLI、毛里塔尼亚MRT、毛里求斯MUS、莫桑比克MOZ、尼日尔NER、尼日利亚NGA、几内亚比绍共和国GNB、卢旺达RWA、塞内加尔SEN、塞舌尔SYC、塞拉利昂SLE、津巴布韦ZWE、多哥TGO、乌干达UGA、坦桑尼亚TZA、布基纳法索BFA、赞比亚ZMB、加拿大CAN、美国USA、阿根廷ARG、玻利维亚BOL、巴西BRA、智利CHL、哥伦比亚COL、厄瓜多尔ECU、墨西哥MEX、巴拉圭PRY、秘鲁PER、乌拉圭URY、委内瑞拉VEN、哥斯达黎加CRI、萨尔瓦多SLV、危地马拉GTM、洪都拉斯HND、尼加拉瓜NIC、巴巴多斯BRB、多米尼加DOM、海地HTI、牙买加JAM、特立尼达和多巴哥TTO、圭亚那GUY、巴拿马PAN、以色列ISR、日本JPN、塞浦路斯共和国CYP、伊朗IRN、约旦JOR、叙利亚SYR、土耳其TUR、孟加拉国BGD、斯里兰卡LKA、中国香港HKG、印度IND、印度尼西亚IDN、韩国KOR、马来西亚MYS、尼泊尔NPL、巴基斯坦PAK、菲律宾PHL、新加坡SGP、泰国THA、中国台湾TWN、中国CHN、比利时BEL、丹麦DNK、法国FRA、德国GER、希腊GRC、冰岛ISL、意大利ITA、荷兰NLD、葡萄牙PRT、西班牙ESP、英国GBR、奥地利AUT、芬兰FIN、爱尔兰IRL、挪威NOR、瑞典SWE、瑞士CHE、匈牙利HUN、波兰POL、罗马尼亚ROM、俄罗斯RUS、乌克兰UKR、澳大利亚AUS、新西兰NZL、裴济FJI、巴布亚新几内亚PNG。下同。
数据来源：Penn World Table 9.0。
根据前面的分析，人力资本水平是一个经济体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图4 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
数据来源：Penn World Table 9.0。
图5是1950年以来的各主要国家人力资本存量。由图中可以看到，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绩效是密切相关的，美国人力资本存量最高，日本次之，中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都高于印度。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是学术研究中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两国有很多类似之处，但发展模式却存在较大的差异。很多研究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人力资本是非常大的优势，这使得我们具备成为世界工厂的基本条件，从而在过去的几十年成为世界制造中心。
图5 各国人力资本存量
数据来源：Penn World Table 9.0。
跨国证据显示，高的人力资本积累能带来好的经济增长绩效，且人力资本存在外部性，人口规模大的国家、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国家越能够发挥这种外部性，带来经济更快速的增长。我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地区差异较大的国家，人力资本对于不同地区的发展有什么差异化的影响呢？图6是我国各省份之间的人力资本投资与人均GDP水平关系图，从图6中可以看到人力资本投资越多的地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越高，和跨国数据显示的一致。同理，结合拟合直线的分析可以看到，位于直线上方的省份基本上都是人口大省或者人口密集的省份，比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等，这也表明，人力资本存在较强的外部性，人口规模较大、人口聚居的区域更能够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促进经济增长。
图6 我国各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与人均GDP水平
注：省份代码为北京11，天津12，上海31，重庆50，河北13，河南41，云南53，辽宁21，黑龙江23，湖南43，安徽34，山东37，新疆65，江苏32，浙江33，江西36，湖北42，广西45，甘肃62，山西14，内蒙古15，陕西61，吉林22，福建35，贵州52，广东44，青海63，西藏54，四川51，宁夏64，海南46。下同。
数据来源：Penn World Table 9.0。
无论是跨国经济增长，还是国内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人力资本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但能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还有外部溢出效应，人力资本的集聚可以带来更大程度的经济增长。我们接下来简要讨论我国人力资本发展的现状。图7是基于2015年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各年龄段人口的受教育情况（以高等教育人数占比表示）。从1925年出生人口开始，按照18岁上大学计算，这些人1943年开始上大学，这时候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非常低，但之后逐年增长，一直到1940年左右出生的人口，即大约1960年左右接受高等教育，这一比例达到相对阶段高值，之后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比例略有下降，维持低水平。改革开放以后，恢复高考，大规模发展高等教育，很明显，从1960年出生的人口开始，高等教育人口占比快速上升，从1960年出生人口的5%迅速上升到1990年出生人口的接近30%，堪称世界奇迹。一个人口14亿的大国，适龄人口中有超过1/3的人接受高等教育，这无疑是我国教育发展的巨大成就。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差异逐渐消失，1980年之前出生的人口中，男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相对要高于女性，而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口中，已经不存在男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的差异了，不过最近几年，出现女性的占比要高于男性占比的趋势，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图7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
资料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
表3列出了各年龄段的具体受教育情况，我们将受教育程度分为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7个等级，根据人口普查数据统计了各个年龄段每类受教育程度人口的数量。从表3中可以详细讨论我国现有人口中受教育情况、老龄化情况，以及历年来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况。
表3 不同年龄段人口受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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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
再进一步对我国不同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进行讨论。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与之相伴随的是高等教育发展巨大的地区差异。在社会上高度关注的39所985高校、112所211高校中，地区分布就极度不平衡。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西安、武汉、长沙等几个城市集中了绝大部分的知名高校。表4列出了这些高校所在的省份，也可以看到高等教育资源地区分布的不平衡。还需要指出的是，我国高等教育现在的格局是典型的公办教育，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公办教育是正确的选择，因为教育是一个具有强烈外部性的行业，如果按照市场机制，会低估教育收益率，从而高估高等教育的进入成本，使得很多人无法接受高等教育。不过，公办教育也会产生单一化、僵化等问题，难以满足越来越差异化的市场需求，需要有妥善的解决办法。截至2020年6月30日，中国共有3005所高等学校，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740所，如何形成差异化、特色化的培养模式，满足不同层次和类型的社会需求，是我们今后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表4 一流高等院校的地区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教育部公开数据收集整理。
高校资源分布和级别的差异，可以反映出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差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能力并不一定会转化为对人才的吸引力。一些地区虽然有很好的高等教育资源，也培养了大批高质量毕业生，但地方经济发展并没有真正吸纳这些资源，很多毕业生都会选择去其他地方就业。高校的人才培养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是否能够真正融合起来，这是很多地区非常关心的问题。图8显示的是各地区总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的比例，差距非常明显，北京的比例高达33%，而绝大部分省份都不足10%，还有一些省份在5%以下。表5-1进一步更详细地描述了各省份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的情况，将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4个等级，可以看到各个地方每类受教育程度人口的详细数据和比例。表5-2列出了各省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看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08年，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时人均受教育年限上升到9.91年，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
图8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地区差异
注：数字代码含义见图6
资料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
表5-1 各地区每10万人口中拥有的各类受教育程度人数单位：人/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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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表5-2 各地区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单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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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经济的发展和教育密切相关，良好的教育制度，丰富的人力资本积累，往往都伴随着很好的经济发展绩效。而快速的经济增长，使得政府和家庭会有更多的资源投入教育和人才培养中，从而带来更快更好的经济发展绩效，形成良性循环。本部分的研究给我们如下几点重要的启示。第一，教育是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根源。人类文明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以教育和人才培养为基础的技术进步是国民财富持续增长的最重要根源。而全球200多个经济体的发展经验也告诉我们，教育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会体现在经济增长的绩效差异上，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绩效差异也体现了这一点。第二，教育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和一般的物质资本和普通劳动投入不同，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正外部性。两个人力资本都为1的人在一起，可能会产生3个单位人力资本的生产效率。从宏观上来看，这体现在人均人力资本存量相同的国家中，人口规模更大的国家增长绩效更好；在人均资本存量相同的不同省份中，人口更多的省份经济增长绩效更好。正是因为存在正向外部性，教育无法以正常的市场机制来提供，那样会大幅度低估教育的社会价值，市场会失灵。这就提示我们在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政府要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