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回顾与本部分贡献

近年来对我国代际流动性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者主要分析了我国代际流动性的一些典型特征。比如，Fan et al.（2016）描述了我国经济转型和发展过程中代际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发现流动性整体呈下降趋势，且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流动性下降幅度更明显。他们还发现代际流动性和不平等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证实我国也存在“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王学龙和袁易明（2015）使用CHNS数据将人群按出生年代分成三组（60后，70后，80后），基于Altham指标分析了我国代际流动性的变动趋势，发现60后代际流动性最高，70后代际流动性最低，而80后代际流动性居中，这与本部分图1发现的趋势完全一致。除了收入、教育、职业这几个维度，李力行和周广肃（2014a）还以党员身份为例考察了政治地位的代际流动性，发现虽然收入、教育、职业的代际流动性在减弱，但是政治地位的代际流动性却在增强。

也有一些文献研究代际流动的影响因素。Chen et al.（2015）发现出生于1930-1985年间的我国城镇居民的代际流动性呈倒U形变动趋势，他们从社会制度变迁的角度讨论了代际流动性的演进趋势。Fan（2016）将流动性变化原因归结为五个因素——人力资本回报率，教育支出（上学成本），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政策，家庭收入及收入不平等。李力行和周广肃（2014b）发现借贷约束使得底层家庭无力对子女进行最优的人力资本投资，而富裕家庭则不受借贷约束的影响，这会使社会流动性减弱。他们匹配了家户数据和政府公共教育支出数据，发现公共教育支出可以缓解家庭层面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从而提高教育水平的代际流动性。

虽然现有研究对我国代际流动性的现状和趋势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并且考察了经济社会因素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但较少评估公共政策对社会流动性影响^[2]。比如，Fan et al.（2021）指出市场化改革、经济发展与政策变化都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代际流动性减弱的原因，但并未评估特定政策的影响。本部分考察义务教育政策对代际之间的教育流动性的影响。由于各省实施义务教育政策的时间存在差异，近年来已有一些相关研究，比如Fang et al.（2012）、刘生龙等（2016）基于这一外生冲击估计了教育回报率，Huang（2015）考察了教育对健康的影响。虽然这些研究都发现，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确实提高了教育水平，但尚未有文献就义务教育的社会公平效应展开研究。本部分以教育流动性为切入点，评估了义务教育对社会公平的长期影响，从而填补这一研究空白。(https://www.daowen.com)

本部分选用代际之间的教育流动性作为研究对象，还有两方面的好处。首先，现有关于代际流动性的文献中，社会学研究倾向于职业流动性，而经济学研究更多考虑收入流动性（阳义南和连玉君，2015）。毋庸置疑的是，教育作为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的职业选择和收入水平，因而教育流动性也发挥着更基础的作用。其次，收入流动性的测度存在两个缺陷：第一，调查数据报告的当期收入可能会受到某些随机因素的冲击，而用暂时收入代替永久收入度量代际流动可能存在测量误差，即生命周期偏误（Black and Devereux，2011）；第二，目前可得的微观数据库中，一般只能找到居住在一起的父子收入状况，从而带来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本部分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的教育变量来测度流动性，可以避免以上两个问题：一方面，教育变量的测量误差更小，并且能够较好地反映一个人的持久收入；另一方面，调查者直接询问户主及户主配偶的父母教育情况，有效地避免了父子两代分开居住造成的选择性偏误。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部分主要有四方面的差异和贡献。第一，以教育代际流动性为研究对象，弥补了现有文献多局限于收入或职业流动性的不足；第二，现有代际流动性研究多以测度和描述为主，对代际流动性背后的影响因素缺乏深入研究，本部分细致考察了义务教育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第三，研究流动性影响因素的难点在于因果关系识别，本部分以义务教育法为外生冲击，识别了公共政策对社会流动性的影响；第四，义务教育政策对教育回报率和健康等方面的影响得到了诸多讨论，本部分将我国义务教育政策影响的研究拓展到代际流动性，与现有文献形成互补，并为义务教育政策调整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