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
阶层流动是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包括收入的流动、职业的流动、代际流动等诸多方面。一般认为，收入流动是阶层流动最为核心的指标，我们首先对收入流动及其与教育的关系做简要阐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过，市场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也伴随着收入差距大幅度上升等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共同贫穷”，2008年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91，其后虽然逐年回落，但仍然维持高位，2017年为0.467。基于这一背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等相关问题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决策层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关于如何看待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理论上有两个研究方向。一些人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直接关乎公平、关乎民生。还有一些人认为收入差距本身并不是问题，关键是要研究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收入差距，这一机制是否符合公平正义，这样才能制定合适的政策在确保基本社会保障的前提下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正是在这一逻辑体系下，产生了收入流动的相关讨论。收入流动是指同一个人或家庭的收入在不同时点所处阶层的差异，可衡量收入差距的动态变化。一般而言，我们讨论收入分配都是指截面差异，即在同一个时点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而收入流动则是研究这种收入差距的动态演变。比如，在一个由两个人组成的群体中，第一年的收入分布为（1，0），第二年的收入分布为（0，1）。独立来看，每年的收入差距都非常大，一个人获得所有收入，另一个人一无所获。但如果动态地看，这个分配是非常平均的。由此可见，收入流动同样是研究收入分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收入差距非常大，但是收入流动性非常好，处于收入底层的家户有上升通道，那较大的收入差距并不一定会带来太大的问题；如果收入差距大，收入流动性也差，阶层固化非常严重，这种收入结构将对低收入群体非常不利，他们很难通过不断努力实现阶层跃迁，社会矛盾将会不断被激发。
由于缺乏全国层面的微观家户数据，以我国农村1986—2017年的家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对收入流动问题做探讨。与收入流动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反映收入的静态分布，而收入流动反映这种分布的动态演变，收入流动性的研究本身就是相对收入分配而言的。图9的上图是几个指标反映的收入分配动态演变，下图是分地区计算的基尼系数。总体来看，收入分配情况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基尼系数为例，从1986年的0.37缓慢上升到2000年的峰值0.42，再逐步下降到2017年的0.33。GE指数（a=0）和泰尔指数也表现出基本相同的趋势。分地区看，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基尼系数跨期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但数值上还是存在显著差异，中部地区收入差距最小，东部地区收入差距在2002年之前较大，2002年之后下降很快。接下来看收入流动。收入流动是指同一家庭在不同时点所处阶层的差异，衡量收入差距的动态变化。收入流动性强会平滑短期的高收入差距，降低长期收入差距；反之，收入流动性弱时，即使短期收入差距较小，在长期也会被不断放大。改革开放40多年来，收入差距问题一直都引起学术界和政府决策层的高度关注，基尼系数的微小变化都会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缺乏数据等各方面原因，我们对收入流动性的关注严重不足。研究收入流动性的前提是要有面板跟踪数据，由于流动性是个相对长期的问题，最好就要有长期面板跟踪数据，这对于中国研究而言是非常稀缺的。固定观察点数据的数据结构和问卷设计为我们研究收入流动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
图9 收入分配动态演变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1986—2017年固定观察点调查。
收入转换矩阵是研究收入流动的最重要工具，我们首先计算1986年以来的收入转换矩阵。将每一期样本按照家庭人均纯收入等分为五个组（各占样本的20%，分别称为低收入组、较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较高收入组、高收入组），从而得到每个家户所处的收入分组，再来考察下一期该家户所处收入分组的变化。为提高各阶段收入流动的可比性，将1986—2017年按照基本相同的时间间距分为五个组，即1986—1991年、1993—1999年、2000—2005年、2006—2011年、2012—2017年。表6列出了各个时间段的农户收入流动矩阵，同时列出了样本数量和样本比例。以1986—1991年时间段为例，1986年处于低收入组的农户中，到1991年，仍有43%的农户处于低收入组，有26%跃迁到较低收入组，有16%跃迁到中等收入组，有10%跃迁到较高收入组，有4%跃迁到高收入组。同理可以解释其他各时间段的收入转换矩阵。从前面五组5年间隔时间段的转换矩阵来看，收入流动性还是略有不足，存在一定的阶层固化问题。首先看对角线的阶层不变比例，低收入组中41%—49%的比例在5年以后仍然位于低收入组，高收入组中45%—53%的家庭在5年后仍然位于高收入组，中间三个组的阶层不变家庭大约为25%。再从分组看，低收入组的流动性是最差的，五个时间段数据均显示，低收入组农户在5年后有约70%的家庭仍然处于低收入组或较低收入组，只有30%的家庭实现了向更高收入组的跃迁。由此可见，农村反贫困问题的确是一个需要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与之相对应，高收入组的向下流动概率也非常小，约75%的家庭在5年后仍然处于高收入组或较高收入组。中间三个收入组的流动性则较强。最后，从1986—2017年时间段的超长时期内的收入流动性数据可以看到，长期收入流动性要远远高于短期流动性，但同时也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长期贫困问题——1986年的低收入组农户中有34%的家庭到2017年仍然处于低收入组。
表6 主要年份收入流动矩阵
续表
注：1低收入组，2较低收入组，3中等收入组，4较高收入组，5高收入组。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1986～2017年固定观察点调查。
以收入转换矩阵为基础，还有一些其他指标可以更简练地体现收入流动情况。比较常用的包括Shorrocks指数和平均流动指数。我们按照三年一段的方式将所有年份分为15段，即1986—1990年、1990—1993年，以此类推到2015—2017年，再计算每年的收入转换矩阵和收入流动指数。图10显示了两个指数的计算结果，三十多年来，以Shorrocks指数衡量的收入流动程度由0.77下降到0.66，下降幅度14%，以平均流动指数衡量的收入程度由4.67下降到3.68，下降幅度21%。我国农村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在经历前期的上升后一直在缓慢回落，但与此同时却发现收入流动性也在不断下降。收入差距虽然在缩小，但低收入农户处于持续贫困的概率却在上升，相对于收入差距，这个问题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图10 收入流动程度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1986—2017年固定观察点调查。
收入流动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高收入流动性会缓解收入不平等，反之，低收入流动性会加剧收入不平等。图11考察了200等份收入组1986—2001年和2002—2017年两个时间段的长期收入增长情况。左图的分组依据是1986—2001年的平均收入，右图的分组依据是2001—2017年的平均收入，纵轴为收入的对数差。从图11中可以看到，在2002年之前，长期收入增长更强烈的偏向高收入阶层，收入越高的阶层收入增长速度也越快，这显然会扩大收入差距。2002年之后，这种情况略有改善，相对而言，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在下降。2002年之前收入差距在扩大，2002年之后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图11再次提醒我们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最低收入阶层一直都是收入增长速度较慢的。
图11 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1986—2017年固定观察点调查。
收入流动性对一个社会的平稳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研究清楚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影响收入流动。很多研究从教育、年龄、人口结构、社会保障、机会公平等多方面讨论了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我们将影响收入流动的因素分为4个维度：政府补贴、家庭禀赋（包括劳动和土地）、教育（包括正规学校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社会资本（包括党员身份和干部身份），发现教育对于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最大。我们进一步将教育分为两类：受教育程度和专业技能。受教育程度主要是指接受学校教育的年限，重点是知识型教育；专业技能主要是指劳动力的学习能力以及掌握的谋生技能，重点是能力型教育。图12是两种不同类型教育对于阶层跃迁的影响，值越大表示教育对阶层跃迁的影响越大。从图12可以看到，知识型教育的回报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上升，大约在2002年左右达到顶峰，此后开始下降，而能力型教育的回报率一直在上升。这种现象其实也是很好理解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各条战线的人才非常缺乏，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又使得教育成为奢侈品，受教育人数非常少，教育的回报率非常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教育越来越重视，接受正规教育的人口也越来越多，教育的稀缺性下降，从而回报率也开始下降。与之相对应的是，知识型教育的普及使得能力型教育成为可能，而能力型教育的回报率在不断上升，这也提示了我们教育改革非常重要的方向，即如何由单纯的知识传授向素质教育、能力培养过渡。
另一个与阶层流动密切相关的问题是代际流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阶层固化现象的日益显现，代际流动性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代际流动包含代际收入流动、代际职业流动、代际社会阶层流动等多方面的内容。代际收入流动是代际流动的最直接的体现，也是近年来被广泛使用的一个度量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的动态指标，主要通过考察父代收入与子代收入之间的相关性，来反映子代在多大程度上能通过自身能力而非家庭因素实现收入的向上流动，代际收入弹性是用来测度代际收入流动的主要方法。代际收入弹性越大说明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越强，代际收入流动越差，反之，代际收入流动越强。其后大量研究试图通过测度代际收入弹性来了解一国的收入流动程度，以及社会公平状况。主流研究认为，比较来看，美国的代际流动性较弱，除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代际流动性较强，尤其是一些北欧国家社会流动程度较高，而发展中国家普遍阶层固化比较严重。在关于中国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代际流动的弹性系数值约为0.34，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不强，存在一定的阶层固化现象。而教育是提高代际流动性、提高代际阶层跃迁概率的最核心因素。
图12 不同类型教育对于阶层跃迁的影响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1986—2017年固定观察点调查。
总结本节的研究，有如下几点重要结论。第一，教育有利于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缓解长期不平等。第二，随着教育的稀缺性程度下降，知识型教育的回报在下降，从而教育在促进阶层流动、缓解长期不平等方面的作用在不断下降。第三，能力型教育的回报在上升，这也提示出教育理念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