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家庭决策、人的成长
对于家庭和个人而言，顺应历史潮流，依托社会规范，根据自我的禀赋、兴趣等，做好教育和职业规划，实现人生价值，这就是我们最为中心的任务。由此，我们认为，在家庭决策与个人成长过程中，也需要特别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与时俱进，较为全面地了解各行业、各专业的人才结构和人才需求，了解不同学科发展情况，做到知己知彼，搜寻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教育选择和职业选择是人生中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对个人成长、家庭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何用合适的方法接受教育，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行业和职业发展路径，这对我们的成长至关重要。
首先，教育过程注重能力训练。在人类历史的很长时期内，教育的主要职能都会被定义为知识接受。以我国的科举取士为例，科举类似于我们现代的高考，但考试内容变化很小，虽然关注的问题也会赋予时代特点，但一千多年来考核的基本内容几乎都没有变化，解决问题的首要办法也是历史依据、祖宗成法，可以开拓的空间非常有限。在这种稳态的社会中，教育显然最重要的就是知识的传授和记忆型教育。
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理念越来越不符合与时俱进的原则。当今时代，是典型的知识爆炸时代，知识更新换代非常快，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变迁速度非常快，新问题、新现象层出不穷，过去的经验已经不足以给我们足够准确的判断以及解决现实的问题。由此，我们的教育就不能再局限于知识的传授，而在于学会学习，要教会受教育者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不断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前文的研究清楚地表明，知识传授型教育的回报率在不断下降，而能力型教育的回报率在不断上升。对社会如此，对家庭和个人尤其如此，重视能力训练，终身学习，时时处处注重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脱颖而出。
其次，尊重和服从教育的多元化。大航海时代开启了现代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建立在地区联通、产品交换、要素流动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分工，社会发展越快，分工越细致，对知识和技能的专业化程度要求就越高。只有掌握了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你才具备与市场进行交换的能力，才具备在所属领域内创新发展的能力。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对知识和教育的理解就需要进行拓展，除了一般性的基础知识，还有非常重要的专业技能，多元化的教育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我们只有认同和接受，才有可能引领未来。尊重和接受教育的多元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千百年来，即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都是习惯了整齐划一的教育模式，统一学习，统一考核，统一标准，真正要转化为对教育多元化的认可，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对每一个人，我们都应当在夯实基础的前提下谋求个性化的发展，提高自有分工的相对价格，在市场竞争中争取优势地位。
再次，了解各个学科的不同特点。教育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对应到家庭和个人发展，我们可能更关心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这对我们的个人定位和职业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分工的不断细化使得学科分类也越来越细，学科之间的差异非常大，对从事学科学习的要求也完全不同。总的来说，“变”与“不变”是理解学科差异的一个重要标准。有的学科知识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
英特尔的创始人摩尔曾经指出，现代社会，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元器件的数量每隔1824个月增加一倍，仪器的性能也相应提升1倍。这个例子就很好地体现了信息时代的技术更新速度。对应到具体的学科，我们可以看到，像计算机信息科学、生命科学这一类的学科，知识更新换代非常快。如果一位高中生大学就读信息科学专业，八到十年后，当他从该学科博士毕业时，他进入大学时学到的某些知识很可能已经更新换代了。由此可见学会学习的重要性和学科之间的巨大差异。也有的学科基本知识框架在不同的时期变化非常小，比如语言类、文学类甚至数学等基础性学科，千百年来，很多基本的东西变化比较小，学科变化节奏相对比较慢一些，需要有更为淡定的心态。还有一些学科介于“变”与“不变”之间，比如经济管理类学科，基本的原理几百年以来都没有太大变化，但表现形式时刻在发生变化。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到现在也没有跳出二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框架，但现实经济发展却是热闹非凡。
最后，以兴趣为基础，制定适合自己的教育和职业规划。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学科差异越来越大，个人对自身学科知识的掌握程度决定个人在市场中的相对价值。对于个人，切忌经过接受长时期教育后，成为边际价值非常低的标准件，而应该成为稀缺性程度非常高的、掌握了某一细分领域内特有知识的人才。
第二，教育是实现阶层跃迁的最根本推动因素，教育是回报率非常高的人生投资。最近几十年，跨国和中国的大量研究都表明，对于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实现阶层跃迁而言，教育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根据对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几十年的跨代跟踪数据的研究，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效率是相对最优的。
教育对于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
首先，相对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不会贬值，这在知识更新换代非常快的现代社会显得尤为重要。一项投资的收益率取决于这项投资的相对稀缺程度。比较而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物质资源会越来越丰富，物质资本投资的未来收益率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人力资本投资、一个人的学习能力，是随着社会进步而同步发展的，人是社会的动物，人力资本投资也是和社会经济发展联动的，而且，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的技能回报率会越来越高。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使得人力资本投资对一般家庭而言成为最优投资选择，那就是家庭的资源禀赋。物质资本投资需要一定的原始资本积累，这对一般家庭而言是很难企及的，尤其对于希望能实现阶层跃迁的贫困阶层来说，更是如此。而人力资本投资的物化资本需求非常少，更多依靠人的努力和勤奋，对普通家庭而言是相对丰裕的禀赋，选择人力资本投资会面临更小的约束，更小的风险，也有更高的回报。
其次，教育有很强的正外部性，随着社会整体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个人的教育越来越能够从社会发展过程中获得更好的回报。物质资本回报率完全取决于所拥有资本的稀缺程度。人力资本投资区别于其他投资的最重要的区别是，教育具有正外部性，这使得人力资本回报在取决于相对稀缺性的同时，也会受益于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这种溢价就来自于人力资本相对于其他资本的回报。由此可见，对于一般家庭和个人而言，投资人力资本是获得未来超额收益的最好方式。
【注释】
[1]本节研究摘录自陈斌开、张淑娟、申广军，2021：《义务教育能提高代际流动性吗？》，《金融研究》第6期。
[2]一个例外是杨中超（2016）与张建华和万千（2018），二者均研究高等教育扩招对代际流动的影响。杨中超（2016）发现教育扩招并未带来代际流动的改善，这一方面是因为教育扩招没有显著改善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并非完全遵循绩效原则。张建华和万千（2018）指出由于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方式和扩招前省份间高等教育供给存在差异，高校扩招对教育代际传递的影响在省份间存在异质性。
[3]在分析义务教育政策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之前，我们基于断点回归方法检验了义务教育政策对教育年限的影响，结果请参见本部分早期工作论文版本：http：//www.erj.cn/cn/lwlnfo.aspx？m=20100921113738390893&n=20180801151524453186.
[4]对于父亲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子女接受大学教育的概率确实大幅提高了。但是这类家庭在样本中占的比例很小（不足2%），对整体代际流动性的影响不大。
[5]本节研究摘录自刘瑞明、焦豪、石阳、毛宇，2021：《高校招生均等化政策改革与生源质量提升》，《经济研究》第7期。
[6]之所以从1977年算起，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高考发生在1977年。
[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高等教育在学人数/（18-22）岁人口数”；高考录取率是指“当年参加当年大学录取新生数/当年参加高考的考生数”。
[8]吴根洲（2007，2009a，2009b）关于“985”高校2008年之前的高考录取公平性、生源省份分布以及招生本地偏好问题的研究表明：在2004年，全国有149656名考生进入“985”高校深造，仅占高考总人数的2.05%，且以考生人数少、“985”高校数目多的省份占优；而2005-2007年的“985”高校生源分布情况也表明，“985”高校的省内外招生比例严重失调且有失公允；在2007年，所有的“985”高校的属地招生比例平均值高达36.18%，其中浙江大学属地招生比例更是高达61.61%。
[9]http：//edu.sina.com.cn/gaokao/
[10]在中国的高考划分体系中，除了文科、理科的划分外，还有一类是综合，但是，“综合类”的考生只有极少数地区（例如江苏等），且这类样本缺损严重，只有不到1%的样本，因此，本部分并未考虑综合类样本。
[11]例如，2008年北京大学在陕西省的理科招生，在数据中将表现为“北京大学—陕西省—理科—2008”，其他类似。
[12]也即，如果某一高校上一年招生分数较高，引发当年考生群体怕录取分数太高不敢报考的情形，但是，当所有考生均持有此种心态时，又导致报考人数过少，竞争不够激烈，反而可能会使得招生分数下降。等到下一年报考时，考生观察到上一年的低分情形，又竞相报考，导致录取分数偏高的情形。这种高校录取“上一年高，下一年低”的情形，被形象地称为“大小年”现象。
[13]全称为“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其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以国家和行业发展急需的重点领域和重大需求为导向，围绕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和学科前沿，在行业特色型大学的全国顶尖的优势学科重点建设一批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简言之，985工程是学校整体入选，985平台是优势学科入选。
[14]为了便于直观地分析和对比，此处，本部分使用了高校层面的加总数据。因而，样本量和底层大样本数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