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信念模式理论
（一）健康信念模式的发展背景
健康信念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HBM）是当前使用最广泛的个体行为改变理论之一。该理论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公共卫生领域的社会心理学，它试图解释人们参与预防和检测疾病的大范围内失败的原因。此后，这一模型不断演化改善，最终成为运用社会心理学方法解释和预测健康行为的一种理论模型。目前，该理论不仅用于解释行为的发生、维持和改变，也用来指导行为干预，如预防高血压、2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督促青少年健康习惯的养成、干预吸烟、吸毒等不良行为的戒除。
（二）健康信念模式的相关概念及内容
健康信念模式的形成主要受两个理论的影响：一是刺激反应理论，即行为结果对行为的强化；二是价值期望理论，行为由行为结果的价值和实现的可能性决定。简单来说，健康信念模式主要有两个核心维度：威胁感知和行为评价。威胁感知包括对疾病易感性的感知和症状严重性的感知；行为评价包括对行为有效性的评价和对行为障碍的评价。
1.感知到威胁
感知到威胁（Perceived Threat）即察觉到某种疾病或危险因素的威胁，并进一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中包括对疾病易感性的认识以及对疾病严重性的认识。
①对疾病易感性的认识（Perceived Susceptibility）：个体对自己罹患某疾病或陷入某种病态的可能性的认识，包括对医务人员所做判断的接受度以及自己对疾病发生、复发可能性的判断等。通常情况下，对疾病易感性的认识越多，采取健康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帮助病人结合实际对疾病或危险因素的易感性做出正确判断有助于健康信念的建立。
②对疾病严重性的认识（Perceived Seriousness）：个体对罹患某疾病的严重性的看法及感知，包括人们对疾病引起的临床后果（如疼痛、痛苦、死亡等）的判断以及对疾病引起的社会后果（如工作烦恼、失业、家庭和社会关系受影响等）的判断。对疾病严重性的认识过高或过低均会阻碍个体采取健康行为，只有对疾病的严重性具有中等程度的判断，才能促进个体正确采纳健康行为。
只有当个体认识到疾病的易感性和严重性之后，才会察觉疾病对自身的威胁（Perceived Threat），从而促使其摒弃不健康的行为，采取健康的行为。
2.行为评价
行为评价（Behavioral Evaluation）是指对采取某种行为或放弃某种行为的结果的一种估计，即对采纳健康行为利弊的比较与权衡，其中包括认识到该行为可能带来的好处，同时也认识到采取行动可能遇到的困难。
①感知到益处（Perceived Benefits）：人们对于实施或放弃某种行为后，能否有效降低患病的危险性或减轻疾病后果的判断，包括减缓病痛、减少疾病产生的社会影响等。只有当个体认识到自己所决定采纳的行为有益于健康时，才会自觉采纳并有坚持行动的努力和目标。
②感知到障碍（Perceived Barriers）：行为者在采取行动的过程中对困难和障碍的感知，包括克服这些困难与阻力的有形成本与心理成本。如预防措施的花费太大、改变可能带来痛苦、与日常生活习惯有冲突等，都会阻碍行为者采取行动。因此，在行为改变过程中，既要帮助人们准确了解到行为改变带来的益处，也要对行为改变过程中的困难有清醒的认识并提前做好应对策略，提高行为改变的成功率。
3.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是用来描述个人相信自己在实施或放弃某一行为能力的自信，即对自我的行为能力有正确的评价和判断，相信自己一定能通过努力成功地获得一个期望结果的行动。自我效能的重要作用在于，当我们认识到采取某种行动会带给我们好处，但障碍又太多时，我们需要有足够的信心去克服障碍，才能采取本次的健康行动。影响自我效能的因素不仅有行为者本人的内在自信心和意志力判断，还有经济地位和社会支持等客观因素。
4.行为线索
行为线索（Cues to Action）是诱发健康行为发生的因素，是导致个体行为改变的“最后推动力”，是健康行为发生的决定因素。行为线索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内在线索包括身体出现不适的症状，外在线索包括大众传媒的健康宣传教育、医生的劝告、家人或朋友的患病体验等。总而言之，当行动线索越多，权威性越大，个体采纳健康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5.其他变量
许多人口学、社会心理学的结构变量也可能会影响观念，进而能够间接地影响健康相关行为，如社会人口学因素、健康知识和疾病经历等。
前述的基本概念构成了健康信念模式的理论框架（图12.1）。这些箭头指示着结构与结构之间的关系。严重性、易感性、益处、障碍和自我效能组成个体的健康信念影响着行为改变，社会人口学特征、健康知识等协调因素也通过影响个体信念和行动线索而间接对行为改变产生影响。由于健康信念模式结构间关系的模糊性，在实际应用中不能模式化应用，应根据研究者的需求增减其中内容。
（三）健康信念模式的应用实例
健康信念模式广泛用于决定健康信念和健康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健康行为干预。除了预防医学专业以外，HBM在临床健康管理实践中也实践较多。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应用于某个具体案例时，要将此过程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立健康后果的信念，使干预对象感知到不健康行为带来的威胁与恐惧；
第二阶段：促使干预对象戒除危害健康行为并感知可能获得的益处，同时也要估计行为改变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并制订解决办法，在合适的时机下进行行动改变。
图12.1 健康信念模式的理论框架
案例：健康信念模式对2型糖尿病吸烟患者控烟效果的观察
研究对象：某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病房2型糖尿病吸烟患者120例。
研究方法：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60例，干预组实施健康信念模式为指导的护理干预，对照组给予常规健康教育，干预后8个月进行效果评价。
评价指标：戒烟效能、戒烟行为、吸烟量，空腹血糖（FBG）、餐后2h血糖（PBG）、糖化血红蛋白（HbA1c）等观察指标。
干预内容：
①让患者感知吸烟对2型糖尿病病情进展的危害及戒烟的重要性，并坚定信念。
②让患者克服戒烟过程中存在的不利于戒烟行为的障碍。
③提高患者戒烟管理的自我效能，通过鼓励戒烟成功的患者现身说法或者形成团体性的经验交流会。
④制订戒烟计划，强化行动力，并在此过程中与戒烟者保持有效沟通。
研究结论：以健康信念模式为指导的护理干预，可作为临床一种较为有效帮助糖尿病患者戒烟的手段，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多项研究表明，基于健康信念模式的干预方案是有效的。当然，健康信念模式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有学者发现，仅依靠感知威胁并不能完全刺激个体行为的改变，只有对威胁有具体的评价才能使健康信念模式理论更加完善，由此发展衍生出了保护动机理论。保护动机理论是在健康信念模式的基础上增加威胁评估和应对评估来解释行为改变的过程。该理论一般作为一种有效的食品风险沟通工具，或者探索影响消费者沟通效果的因素，或探讨食品风险传播行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