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物医学研究的模式
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出现了生物学（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和古代医学（希波克拉底与盖伦为代表），两者以独立的方式发展（图1-1）。生物学注重对大自然各种生物特点观察和了解，医学注重对人体的生理、病理过程进行治疗干预。德国医学家魏尔啸（Rudolf Virchow，1821—1902）于1858年在《细胞病理学》中提出“细胞病理学说”，认为所有疾病都根源于细胞异常，20世纪50～60年代发现的DNA双螺旋、遗传密码、中心法则进一步将细胞病理学说推进到分子层面。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最终形成了为研究者熟悉的生物医学模式（biomedical model）。以形态学和分子诊断为基础的细胞病理学说成为临床实践的指导框架，如临床医生通过特定组织的细胞形态学表现、血细胞特定形态或血清生化指标变化等来判断疾病发展进程和预后等。同样，细胞病理学说也是目前生物学基础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研究者将某一基因过表达或敲除，通过观察其对模式动物器官、组织、细胞的表型影响来研究某个基因的功能。
图1-1 近代与现代生物医学的模式
1977年，美国精神病学家恩格尔（Geroge L.Engel，1913—1999）在《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需要一种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的挑战（The Need for A New Medical Model：A Challenge for Biomedicine）》的论文，文中提出一种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biopsychosocial，BPS model）”，认为特定疾病是由生物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等诸多因素交织形成。以前不被了解的一些疾病，如各种心理疾病、精神疾病、社会生活压力造成的亚健康问题成为医学家和生物学家重要的研究内容。医生在患者寻求帮助时，常会建议患者调整心态和情志、调整工作节奏、注意饮食等，这一点在现代中医临床领域中尤为常见。虽然“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反映的现代医疗实践和伦理观念渐臻成熟，但实验室基础研究和临床诊断工作仍然以魏尔啸的细胞病理学说为指导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