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人类自身就是自然环境的产物，自然环境给人们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也为我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全部资源。对于原始人来说，他们观念中的“大地”并非整个地球，实际上只是他们所居住的那一片大小不等的地区，即具有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与自然禀赋的、同时具有相对明晰的山川河流等自然边界的地域。他们在这些大小不等，风景、气候与资源条件各异的土地上生活与繁衍，代代相传，形成了一个个早期的人类文化共同体，[2]这种人类共同体与其形成的特定地域浑然一体，就好比一个特定地域的生物群落所在的生态系统。
不同的自然环境对应不同的生物形态类型，这个规律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但关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却是一个长期的、重要的研究课题。从古到今，有很多学者论述过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心理和生理的关系研究算是很早的论题。最早论述有关自然对人类社会心理影响的是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其后在古代欧洲和阿拉伯一些学者也都陆续论及过环境对人生理和心理上的影响。[3]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地理环境的社会影响论的学者，1748年，他出版了《论法的精神》一书，其中的重要论题之一就是把气候作为影响国民性格从而影响政治最高权威力量的因素。
康德也从地理学家角度论述过自然环境对社会的影响。关于康德，许多人只知道他是哲学家，实际上他也是一位在哥尼斯堡大学任自然地理课长达四十年之久的地理教师。康德认为社会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他提出，各民族被自然边界（山脉、大河等）分隔开，破坏这种边界就意味着破坏了有一定规律的平衡，结果必然导致战争。他把政治地理的研究对象确定为国家的位置、劳动产品、风俗、手工艺、商业和该地居民。把自然环境对社会的影响首先看成是能促进生产活动的自然条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但康德同时认为，自然界服从“天生的”规律，关于自然的科学不可能认识它的发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毫无共同之处，从而又把自然与社会对立起来。但关于自然环境对社会影响的认识，在黑格尔那里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黑格尔认为，世界上有三种显然不同的自然环境，因而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地区特点。第一种是拥有广阔草地的高原地区，这里的居民主要以畜牧业为生，他们随季节的变化流动于各个草原和水源之间，有时群聚起来去劫掠平原地区的居民。第二种是大河流域的平原地区，那里的居民靠农业生产而生存，因为农业生产稳定的季节性规律，造就了这里的居民墨守成规的习惯。第三种是与海洋相连接的沿海地区，这里与外界的交流多，带动了手工业、商业、航海业的兴旺发达，因而这里的人们大多具有创造性，文化水平较高，是推动世界向前发展的中坚力量。黑格尔不否认自然环境对民族性格有影响，但他认为造成性格差异的直接原因是各民族的经济生活方式，自然条件只是其中的一个间接原因。黑格尔有一句名言：“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绝不能单独产生荷马。”[4]黑格尔的确在自然环境的社会影响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要说黑格尔完全避免了错误，恐怕又过分了一些。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与黑格尔的认识有历史上的渊源关系，但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又不等于黑格尔的观点，他比黑格尔高明的地方在于，提出了自然环境的作用随生产力的增长和性质的变化而改变这一条原理。
黑格尔之后，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埃尔斯沃思·亨廷顿系统地研究了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他在《气候与文明》一书中提出，人类的衣食住行主要依地理条件而决定。地球上不同地方的人们在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时，通常都选择那些由地理环境决定的最可能成功的职业。每个人的健康和精力，主要受从事的职业和物质生活条件的影响，而职业和物质生活条件主要取决于地理环境。甚至人类高层次的需要如管理、教育、宗教、艺术等也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他归纳了地理环境影响层次需要的五个方面，分别是人口密度、富裕程度、封闭程度、利益和资源的地区差异、精力程度。[5]
近代西方哲学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论述较为深刻的要数普列汉诺夫，他说：“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意义，在黑格尔之前和黑格尔之后，都有很多人谈到过。但是不论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的研究者都具有片面性，甚至常常陷入错误，即仅仅局限于探究人们周围的自然界在心理或生理方面对人的影响，而完全忽视了自然界对社会生产力状况，并且通过生产力状况而对人类的全部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的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影响。”[6]
在我国古代也有很精辟的有关地理环境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的论述。在中国春秋之末记述手工业技术规范的作品《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有“橘窬淮而北为枳，瞿口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意思是，橘生淮北则为枳，生活在北方的八哥不会飞到济水以南，生活在南方的貉被抓到汶水以北就会冻死，这都是地气有差别的缘故。郑国的刀，宋国的斧，鲁国的弯刀，吴越的宝剑，换了一个地方就铸造不出来，这也是地气有差别导致的。这种解释比较合理，尽管上述论说中有一些谬误（因为橘和枳并非一个品种），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时对地理环境作用于生物和社会的观察。此类思想，在中国古籍中曾多处出现。例如，先秦著作《礼记·王制》中曾指出：“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这些论述其实已经和设计的关系非常密切了，它很直接地指出了自然环境对生活方式及其物质载体—生活物资和器械的功能形态的影响。
今人认为，自然环境一方面通过生产力的作用影响社会的发展，这是主要的；另一方面，自然环境还通过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的作用影响生产力的发展，这同样不可忽视。由于生态系统是丰富多彩的，所以人和自然的结合方式、自然对人的影响情况、自然的人化形式也是丰富多彩的，从而文化是丰富多彩的，生态多样化和文化多样化密不可分。
有人说文化的形成并不完全由地域性决定，比如宗教的异地传播、外来文化以武力方式野蛮入侵、正常的文化异地扩散和移植等。自然规律是人类所不可违背的，人们也许会因统治者一时的利益博弈产生一段时间的不合规律的折腾，但只是一时的，最终会遭到自然规律的报复和惩罚，还要回归到适应上来。文化的扩散和传播都是适合各地特点的传播，都需要一个“服水土”的过程，最终还是要“地域化”，这种扩散实质是对地域性的发展和提升，与地域适应规律并不矛盾。
马克思曾指出：实践创造对象世界。人类活动的本质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社会界和自然界是两个重要的改造对象，其中物质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自然环境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经常起作用的物质条件之一。器具类文化基本是按照自然规律进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王朝变更，各民族的轮换统治，但器具文化整体上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生产性传统器物和基本生活用具都是逐步进化发展的，都是追求如何做得更精工，比如宋窑、明窑的瓷器，明式、清式家具等。由于各地材料工艺的差异，各地、各民族都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特定自然对社会的影响可以透过特定地域的生活方式反映出来，生活方式的器物设计是自然特征的集中反映者，自然环境既对人类提供了物质和其他条件基础，但也充满了各种具体的问题和困难，这就需要人们能动地去适应不同环境。在参观各地的历史博物馆时，往往会发现同一类器物在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材料、工艺、形态、结构、纹饰的现象，这是考古学家判断器物文化类型或断代的依据。不同地域的人们对同一类生活问题的解决方法存在一定的差异，即便是在形态类同的情况下，所采用的材料也不一定相同。例如，在青岛博物馆展出的青岛地区海边居民使用的一种编制盛装器与甘肃民勤沙漠地区使用的篓斗形态几乎一样，但采用的材料和功能用途却不尽相同。青岛地区是用粗芦苇秆打湿编制，作为盛装器具，而民勤地区则是选用遇水膨胀而密水性很好的优质沙柳打湿编制，作为汲水打水的工具。至于两者形态为何如此相似，这可能与文化的扩散与传播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