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造物的定格

先秦意象造型是秦汉以来写意文化的传承创新基础。秦以后，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因孔儒极力推崇周礼，所以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发展中，周时期的礼制成为整个封建礼制的基础，儒家思想一统天下，深刻而稳定地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审美观和方法论。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处在封闭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中，相信周而复始，四季循环。经过观象定理，在儒家思想的思维定势下，形成了保守、不反的“反古复始”意识，《礼记·祭义》说：“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礼记·礼器》也说：“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24]万物本乎天，本乎祖，世代人皆不可忘记天与祖，不可变更祖制。刘长林先生指出：“至迟到西周，我们的祖先对世界和人生已经形成了一种为全民族普遍接受的统一的思维框架：这就是‘天—地—人’宇宙大系统的和谐。几千年来，追求‘天—地—人’的统一与协调，一直是民族的目标与思考的中心。”^[25]至迟在商代，中国已形成阴阳五行、天干地支之类的观念，这一观念在西周成书的《易经》中获得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再加上后来佛教的传入，致使古人相信轮回的宇宙本体论。而且《周易》更是一部阐述宇宙以周而复始规律运行的思想体系，六十四卦的排序就说明了这个规律，孔颖达说六十四卦“非覆即变”，“变”指两卦六爻的每一个爻的阴阳性质相反，“覆”指整个卦画上下颠倒，这样排出的序列，清楚地表达了万事万物的上下起伏，从一阳复始、三阳开泰、盛极而衰再到否极泰来的规律运行。

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继承先秦文化的基础上已形成了定格系统，虽然也有很强的周礼文化束缚本质，但孔孟的仁政、爱民思想已经使文化朝着更加尊重人性的方向发展。造物作为文化表达的基本方式，主要以老庄的道思想为基础，儒道统一，造物思想由先秦意象造型逐渐推向写意文化，更加解放了人的自由。以物化人，物人一体，将主客观融为一体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特征，这与西方有根本不同。康德关于人的二重性理论认为：“人既是自然（现象）又是自由（本体），或曰人既是感性存在体（自然存在）又是知性存在体（本体）；黑格尔的辩证法主张上帝即绝对，即人的思维可以脱离世间万事万物而独立存在。”^[26]虽然康德和黑格尔也是从人性解放角度论述的，主张人本。但在中国几千年的意象思维影响下，“象”的根来自自然，是自然之象，中国文化的根是崇尚自然，中国古人的安身立命之路只能从宇宙本体论寻找途径，很难能从理性本体论得到解决，这是漫长的文化历史背景决定的。

中国传统造物的意象传承之路大致经历了：原始自然崇拜（原始思维）→具象造型（原始思维）→意象造型（意象思维）→写意造型（意象思维）→象外之象的发展流程。

原始思维的“象”来自自然，后来逐渐“取象”于自然和社会的融合，器物造物也由最初以实用为目发展到象征性装饰，纹样复杂。陶器、青铜器等本来是以实用为主的器物，后来发展成为以祭祀为主的复杂象征装饰的礼器，如在夏至商初形成的饕餮纹、夔纹，到商周时期已经很复杂，到春秋战国时随着礼崩乐坏才渐趋简约因宜。但秦以前的装饰纹样为秦以后中国传统造物的符号母体奠定了基础。汉唐以来装饰纹样向简约化发展，明清家具，特别是明式家具，显然保留了传统云纹、回纹等纹样的简约特征，装饰母体没变，但向简练、端庄、大方发展，桌椅凳等内翻马蹄造型，具有传统纹样的特征及韵味，造型极具生命意象之美（图5-2）。^[27]中国传统瓷器堪称世界一绝，除了材料、烧制工艺的特色，其釉彩装饰也突出了本土特色，远古彩陶的文化对后来瓷器釉彩影响巨大，中国书画的写意源自彩陶纹样，并且书画写意表达方式也被用在瓷器彩绘方面。所以，中国造物思想到唐宋时期已全面走向了写意文化向深度发展的“象外之象”之路。在园林艺术上，除去皇家宫苑的宏大巍峨之外，由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士人园林在中唐至两宋阶段已趋于成熟，并在明清时期达到高度腐熟。士大夫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尚象”的主体，他们既不同于极度的皇权，也不同于乡土文化的庶民，他们满肚经书墨水，是最能代表、领会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但中国封建集权对士大夫阶层的绝对制约，迫使他们寻找一种消极的隐逸生活方式，通过造物活动，寄情于物，将其独立的意志、道德、情感、审美以更加广深逸情的方式得到表达与诉求，这就是中国传统园林的写意文化。园林完善了文人们的人格，是其修身养性的乐土和安顿性灵的密室，还发展了儒家文化的内涵。唐代王维，宋代俞征，明代文震亨，清代李渔、石涛等文人墨客们都是造园运动的热衷者，宋明理学讲求格物致知，一件器物、一套家具、一尊园林，一帧山水画、一首田园诗，表达他们对自然之道、之玄、之妙的理解。

图5-2　明清家具中的凳和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