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符号、设计符号
符号一词由来已久，但符号学是近现代才出现的，语言学家索绪尔首次提出了语言符号学概念，也开创了现代符号学的先河，第一次阐明了符号的结构和类语言功能。符号是人类思想的明辨和阐释者，是文化的表达方式。西方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已经将符号概念在逻辑论、修辞学和语言学中展开使用，认为符号中的“某物代表他物”。[6]我国古代的“象”与西方的“符号”属于同一类概念，“拟诸形容，象其物宜”，其中的“象”就指符号，原始先民“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是在“观物取象”，这是符号产生的机制，当“象”已经约定建立，就应按“象”的形态、结构、原理广泛使用，“制器尚象”是符号的应用。
索绪尔分析了符号的自身结构和功能，认为一个完整的符号应包含能指（符征）和所指（符旨）两部分。到19世纪美国逻辑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从实用角度对符号、对象以及解释项之间的关系做了解析，提出了符号的三元结构模型。[7]其实从设计学视角，皮尔士的三元符号结构还引出了设计符号的概念。一个设计作品可以看作一个设计符号，它由原符号及其载体两部分构成，载体即是符号指涉物（对象）。无论是索绪尔还是皮尔士，符号的形式载体和意义负载都要以人作为承担主体，符号都是被人所创，为人所用。若将索绪尔和皮尔士的理论通约起来，皮尔士所讲的符号（第一者）就是原符号在感受主体心中形成的指号，可对应索绪尔的能指；解释项（第三者）对应所指，任何事物决定其他事物。对象（第二者），每个原符号不但指称这个事物本身，且以同样的方式去指称的另一个对象[8]。符号作为对象与解释项之间的中介环节。皮尔士三元符号理论为现代设计符号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在创意设计中原符号即为设计文化元素，将其与载体巧妙融合便形成了创意。最早提出设计原符号概念的是德国斯图加特艺术学院教授任克劳斯·雷曼，他认为产品语意的原符号来源主要有：可解读的机器原理、人和动物姿势的象征符号、熟悉的抽象象征符号、科技符号和时代杰出模式、风格和历史上的隐喻等。所谓语意原型其实就是产品设计中的原符号，基于此可以引出的一个新概念，即设计中的文化元素、地域元素，或称原符号。设计符号和原符号之间是一种应用和被应用的关系，即把被采用了的符号元素称为原符号，相对其设计符号是原生的，而把采用了某种符号元素的设计作品称为设计符号，相对其原符号是次生的，传承下来的设计符号又可能成为原符号（图6-1）。设计师从符号学及造型的隐喻中寻找设计的灵感，以表达新设计符号背后传达的内涵，以此来达到与消费者的相互沟通。所以，设计符号也具有一般符号的功能属性，但由于其具体的目的性，使其具有使用的功能特殊性。设计符号是将设计作品看作一种符号系统，其意义来源于生活中已有的各类相关的符号组合。
图6-1 设计符号的构成
综合来讲，一件设计作品中的符号系统主要有三种功能，即，象征功能（文化归属）、美学功能（美感体验）、提示功能（提示引导）。原符号和设计符号这两个概念对建立设计符号学新理论非常重要，这种分类关系其实阐明了符号的演变规律和设计符号的设计属性。要说明的是符号的原生和次生是一个相对概念，原符号为二元符号，三元符号为次生符号。两位符号学奠基人索绪尔和皮尔士从不同角度对符号做了解析，但两者并不相互矛盾，二元符号是原符号，当某一符号被用在创新设计中产生的新符号是三元结构的，如2008北京奥运会的主体育馆—鸟巢，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东方之冠都为设计符号的典型案例。其中体育馆为指涉物，而大自然中的鸟巢为原符号，中国国家展馆为指涉物，中国传统斗拱结构则为原符号。
在本土化设计中，所选原符号要有地域共识性，要搜集与本地区，本民族相关的传统符号，提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元素。一方面要看传统符号的能指形式，另一方面要看传统符号所指的意义，两者都要与指涉物有很好的关联性，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本地域的文化认同感，同时增加异地的文化差异感和优秀的文化品质感，这点从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相关设计及近年来各地文化旅游设施中都能够看出来。
在创意设计中，原符号与设计作品之间是一种映射关系，原符号与设计符号（设计作品）之间在形态、意念上有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取象比类原理是完全一致的。在具体的设计创作中原符号的选择和变化方法是：根据设计物品（指涉物）的功能、使用场景及所要表达的主题要求，选择相应的题材（原符号），提取原符号中与设计要求相关的元素进行提炼，变化，特征再现，用夸张提纯等形式变化手段，使其转化为设计符号。原符号转化为设计符号的过程类似于传统工艺美术专业中的图案写生与变化过程。作为设计符号必须是对原符号的特征元素的再现。经典的设计符号可以作为设计原符号，许多次生符号具有设计符号和原符号的双重角色。如中国传统青铜器中的“饕餮”纹、十二章纹中的“黼黻”纹，它们最早是由狗鸮和斧斤图案化的符号，在历史沉积中形成古典纹样符号，在后来的造物设计中又被作为原符号使用。所有的古典纹样和符号都有一个符号化的演变过程。我们今天的文创设计都是使用传统符号，所以原符号和设计符号并没有严格界限，同一符号也不可绝对地将其归到哪一类。在具体的某一语意设计中，被采用的符号是原符号，而在原符号基础上变化产生的次生符号便是设计符号。而这种设计符号，一旦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约定性，它有可能又成为原符号，比如古巴蜀人看到天上的太阳和飞鸟（原符号），设计了太阳神鸟的图案（设计符号），今人再以其为原符号设计出了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设计符号），那么太阳神鸟符号相对于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就是原符号（图6-2）。所以原符号与设计符号只能针对某一设计活动而言，具有相对性。
图6-2 太阳神鸟符号的原生和再生的演变
当然以上关于原符号的观念是从符号的产生以及演变过程以及广义符号学视角看的，对设计符号学研究有重要意义。但从文化角度讲，直接来源于自然现实形态的原符号还不能算作符号，符号具有人类文化属性，是文化传承的表达方式。
相对于现代设计而言，可将所有的自然现实形态，包括各种生物，非生物物体，人造现实形态中的传统纹样、字画、传统器物的形态、结构、色彩、肌理等都称为原符号。设计符号是附着在设计作品上的符号系统，其载体是一个具体的设计作品，由于设计学科的正式创立和发展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所以，设计符号是现代设计的产物，工业革命之前工艺美术中的“设计符号”应该属于设计原符号。
将符号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运用到设计中，产生了一种新的设计理论—设计语义学，该方法被广泛应用在产品、平面、环境设计等设计学各领域，其中产品语义学研究最为系统。最早尝试将符号学理论应用到产品设计之中的是20世纪60年代德国乌尔姆造型学院，1983年美国工业设计协会组织的产品语义学研讨会，美国Innovation出版了产品语义学专集，1985年荷兰飞利浦公司举办专题研讨会，90年代前后德国、芬兰、日本、荷兰、印度等国家和地区都举办过有关符号及产品语义学的教学及学术研讨会，90年代之后产品语义学被作为一种产品形态设计的方法，逐步应用到设计实践和工业设计教学之中，日本等国则以“感性工学”的名称运用数理方法寻找研究空间。我国的研究相对较晚，1994年刘观庆教授主持进行了产品语意设计方法专题教学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特别是在语意认知方法的研究方面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