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体验的智慧而非经验定量的研究（体验与情境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讲求感性和悟性。马克思·韦伯专门就针对中国文化观念问题发表了《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阐述了中国儒教与道教的感性特征，认为中国国民具有和平主义的性格，保持今世心灵的生活取向，从而影响了中国资本主义和科技的发展。[47]但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时，认为中国古代造物属于感性和经验的积累，而非造物技术，即使以往大量外来文化的接触也没有影响它特有的文化及科技格调，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现代。李约瑟认为中国的科学发明非常伟大，好像西方的近代技术都与中国古代有关。[48]其实韦伯并没有发现中国文化中“道”与“和”的价值，西方哲学大家如黑格尔等也对东方文化并不是很了解。在西方思维中主体和客体是分离的，他们证实的是自然定律，而在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中主客观融合为一体的，它注重的是人的感受，以人为本，通过对环境的体验，达到无我境界，这样就会产生感悟性的意象思维。老子主张返璞归真，他追求智慧的最高境界是绝圣弃智，崇尚自然、崇尚天，而不提倡人对自然的改造。庄子主张人精神的绝对自由和独立，抛弃一切物累和拘束，自由逍遥，任性而游。其实要达到此种境界，获得此种智慧就是要忘我地去体验环境。
体验与特定的情境密切相关，在不同的情境条件下，体验是不同的；即使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下发生，给人的体验也是不一样的，在内容和度量上都有差异。老子说：“其出弥远，其知弥少”，你走得越远，知道的事情相比反而越少，庄子的《逍遥游》中：北冥有鱼，其身体大到几千里，它化为大鹏鸟，脊背长有几千里，它奋飞的时候翅膀如遮天蔽日的云块，开篇展现的就是一种大尺度的，绝对精神自由的体验境界，包括庄生梦蝶故事都在追求一种生命和自然融为一体，非彼非此的体验境界。所以，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智慧，其得到的途径和手段可能不同于西方的理性实践，在忘我的体验中感悟智慧、修炼认知，之后思辨，格物致知。
现代设计经历了多种设计方法的实践，在经历功能论设计，理性分析设计，定量程序化设计之后，随着大众化的人性化消费日趋显现，情境体验设计越来越符合未来创意设计要求。对于一些与人们生活相关的产品，文化产品（旅游产品）、跨文化产品、地域性产品等单靠理性化的实验和定量化的常规科学方法，在未来社会很难有效，须尊重人的自由，未来产品旨在解放人性，到时中国传统以儒释道为导向的重人格人性的体验设计方法论将达到了全熟的程度。这种方法在基于人性化的创新设计中重新焕发生机，荀子提出“重己役物、致用利人”，似物于物，不为物役，这就是以人为本，尊重人自身。
西方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分析和欧几里得几何学开始，直到16世纪经典力学的创立之前，都是以经验归纳和理性分析为主，16—19世纪，西方已经建立了以数学原理为方法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以致开创了全人类的新方法。近代西方文明的成果也源于合理性行为方式及其思维方式的“牵引”。[49]在韦伯看来，行为“理性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用有计划地适应利害关系去取代内心服从约定俗成的习俗。[50]但在青年卢卡奇看来，西方世界向“理性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导致的后果就是对人性的破坏，过于物化的意识，失去了对人精神自由的尊重。而且韦伯也认为中国传统主义重在对题材和现象的解释，[51]题材和现象是自然和生活的内容，解释是人性化的，这其实就是中国自古形成的“天人合一”思想。
什么是体验？“通过亲历实践认识周围的事物、亲身经历”，“从做、看或者感觉事情的过程中获得知识和技能”，[52]未来社会尊重人的体验感受将是设计的依据和方法。
用户体验设计是一种基于个人或群体需要、愿望、信念、知识、技能、经验和看法的考量的设计。在设计过程中，用户不再是被动地等待设计，而是直接参与并影响设计，以保证设计真正符合用户的需要。其特征在于：参与设计的互动性，以用户体验为中心，以提供良好的感觉为目的。用户体验的四个层次：感觉需求（五官感觉）—交互需求（完成任务的时间、效率、顺序、是否出错、帮助、提示灯）—情感需求（关爱、互动、乐趣、意义）—自我需求（个性、自我价值实现）。情境设计中要注重场景的建立、渲染气氛、体验式设计、参与式设计。
用户体验设计重在使隐性知识外显。隐性知识是常规知识媒体中找不到的，是人类专家所拥有的却无法轻易描述的技能、判断、和直觉，如洞察力、灵感、视觉感受、经验等。这类知识带有主观性、随意性和模糊性。隐性知识是个人的，具有特定的情境性，难以形式化、编码和交流，它镶嵌在个人的体验中。隐性知识是用户对用户体验的期望与感受，体验是人性化设计，注重人的感觉，在体验中学习或获取知识，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体验智慧的方法论、造物思想离不开对造物场景（原象）的构建，故事（原象）的再现，这对当代设计思想感悟、方法拓展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