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制器尚象
制象、取象都是意象范畴，前者是归纳演绎思维，后者是联想推理思维，两者是体用关系。现在不能肯定远古时期的各种发明和创新活动是否都来自《易经》的法象，但有一点是可以理解，就是远古人类受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综合因素制约非常大，原始心理是一种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心理，心理素质相对脆弱。人们对自然和人生的认识都来源于原始宗教的说教，他们因循守旧，很少敢违背祖先说教，这就是为什么原始社会经历时间漫长的原因。张鹏川先生在研究原始彩陶时发现原始先民具有牢固的惯性思维，他们的实践和心理经验发展十分缓慢。[20]当时的农耕生产、出猎活动、造物活动、文化活动都必须遵守一种同质化模式、按照某种固有思维进行，从伏羲创立八卦到文王演绎成六十四卦，其间经历了数千年的漫长过程，《易经》也许就是早期黄河流域人类一切创造活动的准绳，八卦思维和取象行事成为一种固有的思想行为模式。孔子在系辞中列举了大量的取象制器的案例，想必也不全是猜测，至少在东周时期还保存有较多的历史依据。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以上所说古代器物制度的缘起，是否件件都符合历史事实，已不可考据。但这里却透出了一个重要的设计方法学原理，就是尚象制器。对此，胡适对上段话颇有研究，他认为《易经》中的象字更多应强调“法象”之意，这些法象，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仰观俯察得到的自然“现象”（如“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另一种是相物所得的形象观念，物象所引起的“意象”。胡适对系辞中取象制器做如下解说：
该段落中描述的有两种象：第一是先有天然界的种种“现象”，然后有疱牺氏观察这些“现象”，起了种种“意象”，都用卦来表出。这些符号，每个或代表一种“现象”，或代表一种“意象”。例如“离卦图”是火，“坎卦图”是水，是两种物象。“既济卦图”是既济（成功），是两种意象。后来的圣人从这物象意象上，又生出别的新意象来，例如“上巽下坎卦涣”代表一个“风行水上”或“木在水上”的意象。后人从这意象上忽然想到一个“船”的意象，因此便造出船来。所以说：刳木为舟，剡木为辑，……盖取诸涣。又如“小过卦图”代表一个“上动下静”的意象。后人见了这个观念，忽然想到一种上动下静的物事的意象，因此便造出杵臼来。所以说：断木为杵，凿地为臼，……盖取诸小过。又如“大过卦图”代表一个“泽灭木”的意象。后人见了这个意象，忽然发生两个意象：一是怕大小浸没了他父母的葬地，若不封不树，便认不出来了；一是怕大水把那柴裹的死尸要浸烂了。因此便生出“棺椁”的意象来，造作棺椁，以免“泽灭木”的危险。所以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21]
胡适认为孔子对于“取象行事”的学说观点是非常明确的，不但早期的各种器物技术发明起源于相应的“意象”，并且一切人生道德、礼俗社会制度的设置都是从种种意象上发生出来的。正因为“象”如此重要，所以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制器者尚其象。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这种种开阖往来变化的‘现象’，到了人的心目中，便成‘意象’。这种种‘意象’，有了有形体的方体，便成种种‘器’。制而用之，便成种种‘法’。举而措之天下之民，便成种种‘事业’。到了‘利用出入，民咸用之’的地位，便成神功妙用了。”[22]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已阐明，人类历史上种种生产活动和制度礼仪都起源于卦象的应用，都起于仿效种种法象。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传统造物思想发展到《周易》时期，已经上升到设计哲学层面，《周易》中的观象制器的原理，绝非简单的、外观上的照葫芦画瓢。所观之象和所制之器之间建立的是一种多维关联，是内在的、机制性的规律。观象是“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因而制器也要使所制之器符合地域之宜，在满足基本的材料工艺和使用功能时，还要体现意识形态层面的物质存在之道，符合自然审美。《周易·系辞》中对这一造物思想阐述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概念，形而上是指道家、儒家哲学中无形的或未成形体的东西，与表示有形的或已成形的东西的“形而下”对称。用来说明“道”（形而上）与“器”（形而下）的关系，即法则、规律、道理和器物的关系。形而上是精神方面的宏观范畴，用抽象（理性）思维，形而上者道理，起于学，行于理，止于道，故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是物质方面的微观范畴，用具体（感性）思维，形而下者器物，起于教，行于法，止于术，故有形而下者谓之器。[23]
事实上中国许多优秀传统器物及其技艺不但有很好的“形而下”的使用功能和精湛工艺，也承载了深刻的“形而上”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道。中国传统造物文化主要是“土”和“木”的文化。如中国传统器具、家具、建筑、拱桥等的木结构营造技艺，都是以木材为原材料的系统造物技术。其技术特点是不用螺钉等金属紧固件，而通过榫卯构件的空间结构和形状的经营设计，使各构件以某种次序套接在一起，构成了以模数制为尺度设计和加工生产手段的建筑营造技术体系。这种营造技艺的传承不是以常规的学校专业授课或培训学习方法进行，而是以师徒之间“言传身教”的方式世代相传。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不仅仅是一种系统的造物技术，它还深刻地营造着中国的社会生活的空间文化，比如位于传统乡村的村头、村尾的木拱桥头往往是当地居民重要的聚集场所，一年四季总有村民三三两两地聚集，诉说家常、交流信息。人们在这里记不清送走和迎来了多少亲人，村民还在这里开展娱乐活动、举行祭拜仪式等。这些木结构技艺所构建的造物空间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和宇宙的认识，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等级制度和人际关系，影响了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和审美意象。
这些营造技艺体系延承七千年，遍及中国全境，并传播到日本、韩国等东亚各国。还有中国传统的陶瓷烧制、竹艺编制、蚕桑丝织等人类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都体现了淡雅、含蓄、敦厚、宁静的审美情趣，是中国古典意象造型的集中表现。五千年来，它对中国文化整体成型做出了重大贡献，并通过丝绸之路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人类早期的“观象制器”的造物活动源自原始仿生设计或仿拟设计。但《易经》中的“制器尚象”已经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模仿设计，在中国意象艺术发展的过程中，意象思维方法已由原始造型艺术发展为更为宽泛的审美范畴。从《易经》中已经可以解读，传统意象中的象可以是实物外在的形态形象，也可以是自然规律和造物规范，甚至是宇宙规律。《周易》起源于黄河中上游，《周易》的制象、取象原理对同时代、同地域的造物思想和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黄河中上游的彩陶、青铜器的意象造型文化。普遍认为自伏羲创制八卦以来，《易经》经历数代圣贤完善，所谓易历三圣、六步成书，发展时间久远、影响地域宽广，《周易》的“制器尚象”和“意象造型”理念无疑对整个中华大地乃至整个东方民族的造物文化都有深远影响。
对于一个自源发展的文明系统来说，其文字、图案、哲学等文化系统几乎都是同步发展，且互为阐释和彼此促进的。所以，中国原始彩陶的产生和发展的时期基本与原始八卦思想的发生发展时期相仿。原始彩陶是“取象造物”的设计产物，《易经》所述取象就是取“制易者”生活周边的环境之象，仿拟环境，将各种环境物象，抽象为“葫芦形”“鸟形”等，将周围环境抽象、具象为鱼纹、鸟纹、漩涡纹、蛙纹、植物纹等图腾。所以彩陶的功能、造型及纹样都来自周围的环境，并与环境相协调，成为适应环境的意象设计，这为今天环境适应性设计提供了借鉴。
物品本身承载了对自身的诠释和解释说明，象是事物自身的表达语言，意象造物设计思维与现在的产品语义学在本质上没有两样，而且对当代设计符号方法论的发展有很高的借鉴价值。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需要还原古人传统造物方法论的本质。器物文化深层讲究的是“形而上之道”和“制器尚象”，“制器尚象”就是观象制器。格物致知，需要通过观察和分析现实事物才能获取知识和道理。
从现在的科技创新模式来讲，技术发明总是在综合分析自然环境、自然规律，以适应自然规律，并在较大范围上查阅、总结前人经验，在此基础上找到相近的或相关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其实属于广义的观象取象。所以今天的“制器尚象”已不是按照周易中的卦象去取象制器，今天的“尚象”应是尚文化、尚生态、尚社会需求的传承创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