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象（用象）
从观象到制易，最终目的是取象用易，“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既是取象用象，也是观象制易的目的和意义。
制象和取象是体用关系，只有弄清了制象原理才能正确地理解和使用《周易》之道。制象是《易经》的主要内容，主要反映在卦画和卦辞上，后人为其作注的“十翼”即《易传》旨在使人理解易道，经传合成《周易》。所以，所谓取象就是在对卦象理解基础上的用“象”的过程。取象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目的和内容：解象、占卜、做事、造物，其中解象是前提，主要运用联想、变通的思维方法，从普遍性的知识出发，去认识个别的、特殊的现象，从而达到解释“卦象”的目的。
作为在黄河中上游地区发展起来的《易经》，传说是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首领伏羲所制，其制易的思想必然是原始社会人们的造物思想、方法的集中反映，也必然对后期造物产生深远影响。仰韶彩陶、马家窑彩陶的器形、纹样的形成应与取象原理相关。
现在的考古及史料推测研究，伏羲生活在今六盘山和陇山一带的古成纪，八卦是根据制易者所在地域的天象、地宜物象等制造出来的。而被周文王发展后的《周易》产生于西周初期，西周首都在今咸阳一带，距离成纪不远，在同一纬度带上，地域在黄河渭水流域，气候环境很相似。所以不论是原始八卦还是《周易》，其中的卦辞、爻辞必然是这一地区原始社会晚期至奴隶社会初期，黄河中上游一带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反映。制易取象的方法无疑对地域性造物方法论的建立有重要参考价值。
易历三圣，六步成书，制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据说《易》自立说以来积淀了我国几代圣智哲人的精华，经历了伏羲、神农、黄帝等上古圣人，又经周文王等推演成书。所以在几千年的优化铅洗中，作为一种集象、数、理、占为一体的体用体系经历了数千年的理论淘洗和实践检验，定有其立说的科学性和文化价值。这些先圣最初都生活在黄河中上游，以他们为代表的古圣先贤效法天地万物，运用意象思维发明了各式器具、字符、律音、纳甲、五行、天文、历算、车舟、宫房、杵臼、弓矢及衣裘等，并据“易”而立礼制，兴礼乐以治百官，制器以济万民，开拓中华文化，《周易·系辞下》中有对取象发明，创世行事列举了很多。如“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等。
古圣先贤仰观俯察，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启发灵感，创制卦象，而造物又从卦象中取象造物。取象是对通用易象原理的变通，是对高深、大道的卦爻的物化解读。所以科学合理地取象是变通，而不是附会，是对深奥易理卦象的还原。可见，变通是周易取象的秘诀，变通思维的关键在联想思维。现在我们知道，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现的某领域的一些规律或模式，其实在另外不同领域也是可以通用的。比如现今技术创新领域的TRIZ理论，是解决产品发明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它也是基于知识的、面向设计者的，而不是机器的启发式方法，在人灵活特殊的思维特点基础上运用普遍化的工程参数和发明原理。[19]
发散性的联想思维是人脑最富于魅力的功能，往往在某一领域的重大发现或创造常得益于另一个看似不相关事物的灵感提示，但仔细分析，其实两者是有内在关联的，从易学的角度讲就是两者有同象性。
制易、取易体现了上古时期中国先民的文化、造物、做事的思维方式和活动规则，总览《周易》的卦辞、彖辞、爻辞都是先言“象”（即先讲自然物象与环境的变化）再言“事”（即与自然现象的情境、规律相通的人和事，比拟人事）。这种思维方式就应该称为中国传统意象思维方式；中国书画以线造型和强调笔墨的含蓄与真切，寓情于物（景、人），融入人们对自然、社会、生命的思考，表现出了中国民族特有的意象思维方式。特别是中国书法和中国篆刻历经三千多年，伴随着象形、表意汉字的产生与演变而发展。中国书法强调笔法、气韵，突出自由、酣畅的艺术表达，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古陶器、青铜器是早期中国意象文化产物，后来的中国剪纸、皮影等，其视觉形象和造型格式上还留有中国古彩陶纹样及古青铜器纹样的影子，蕴涵了丰富的文化历史信息。还有如中国瓷器、中国传统木结构、编织、雕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物质文化产物与中国含蓄的精神审美情趣是相一致的。
由于《周易》产生的历史非常久远，其文化模式和思维模式对中国各少数民族及周边国家的文化及创造思维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东方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和处事待人方面有一种含蓄的意象之美，即做事待人，点到为止，不说明讲透，即中国古典含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应该就是我们常说的东方民族的共同特征。如中国文字、书法、篆刻和绘画等对日本、韩国、朝鲜的文字、书法绘画的影响，实质是中国的意象造型符号成为其他少数民族或邻国文字书画的意象审美的取象对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中国有38项，除了中国书画、中国篆刻等主要以汉文化为主的文化遗产外，还有很多中国少数民族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蒙古长调、回族花儿、南音、侗族大歌、中国朝鲜族农乐舞等。民族唱腔中大都是音域的感染力大于唱词诉说力，如将音节中的某一韵母以很长的节拍和富于表现力的音符表达。演唱中多用比拟手法，在艺术思维、审美形式等方面与中国传统审美形成同质化倾向。比如中国朝鲜族农乐舞是集演唱、奏乐、舞蹈于一体，是反映朝鲜族传统农耕生产生活中祭祀祈福、欢庆丰收场景的民间表演艺术。农乐舞的舞蹈不但有纯朴、粗犷、和谐的地方文化特色，也有很强的地域生态特征，表演者在正式起舞之前先踩地神祭祀，表达了尊重自然、依靠自然的原始信仰，接着伴随唢呐、洞箫、锣鼓的节拍开始欢歌起舞，表达了人们对吉祥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这些都是东方文化的“意象”特征。
《周易》的意象思维，还开创了中国戏剧、古诗词、散文、诗歌等艺术创作的方法，“托物言志”“寓情于景”，中国诗词的修辞方法堪称世界一绝。最典型的是《诗经》中赋、比、兴表现手法的使用，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诗经》中的赋比兴文学修辞手法和《易经》中的象、物关系在审美形式上是相通的，或许诗经的诗歌创作可能是源自《易经》中的“取象”创作，“先有象，后有文”；今天流传在中国西北广大地区的“信天游”还是以浪漫主义的比兴手法见长，古人以物喜，以物悲，人与环境为一体，天人合一。意象思维奠定了我国书法绘画中写意意境的追求，中国古典建筑、造物艺术的意象造型思维方式。《易经》不愧为群经之首，万宗之源。现代设计也是以极简化、抽象化作为意象理念，在设计中要意识到虚与实、图与底、正形与负形、凹与凸的相生相克关系，并利用象生关系进行意象设计，使设计的主题、结构、内容反映中国文化理念，形成设计的灵魂。在中国意象概念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意象造型设计的方法—观象制器、取象设计：取象的方法主要是联想和变通，在形式、内容、理念、方式等方面找到设计对象和原象（卦象）之间的关联性。现代文创设计和产品外观设计正是在文化符号和新载体之间建立关联性，所建的关联性可称为立象，立象的关联度、匹配度是评价创意优劣的重要指标。不同事物之间的关联并不一定是直接相关，可能需通过联想、比拟等转换、变通关联。变通是易理规律的本质。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有相似、共性的运行规律，可以利用联想思维，变通解决问题。这一思维模式符合人类认知思维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目前创意设计中普遍采用的思维导图法，就是利用人脑神经细胞互联的生理特征和人类思维的联想机制展开的。被世界公认的现代发明问题解决理论（TRIZ理论）是工程创新设计中通用的理论方法，该理论也是利用变通法则从现有技术中寻找相似的原理解决目标问题。
意象的层次：象不仅包括视觉存在性的物象和运动规律性的法象，还包括主观意识的心象。器物的意象不单指外观视觉意象，还包括深层的文化、精神意象，作为人类意象设计活动，其属性是形而下和形而上的有机融合。
意象思维的价值：意象思维重在格物致知，认知宇宙万物，提高自身认知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