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耕文化的传承——以黄河上游地区为例
中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关于“土”的文化，这不仅包括指陶瓷、金石、土木等造物文化，还包括博大的传统农耕文化系统，两者相互渗透，而且农耕文化是其他文化的基础。农耕文化受制于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所以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自然特征，各地所处自然环境不一样，其生产耕种及生活方式也都不一样。中国比较典型的传统农耕文化要数北方黄土旱地农耕文化—黄土极好的保墒和易耕作性能。夏商到秦汉时期，西北黄土地区的气候比现在温湿，这为靠天吃饭的旱地农耕文化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传统衣食住行和农业生产是相互依存和互为生产的生态系统，具有整体地域适应性，尤其在生产力较低的传统社会，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很弱，文化的发展史就是地域适应的进化史。
1.西北窑洞、土夯墙和土坯房的演进
基于传统乡土文化的传统，民居能很好地反映出人们对特定自然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全国各地，还是世界各地都在就地取材和制作工艺方面表现地域合理性，从岭南蚝壳屋到江南的粉墙黛瓦、吊脚楼，蜀南竹屋都呈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天人合一。西北的气候条件和黄土特征为生土建筑创造了综合条件。从原始挖洞穴居起，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的先民认识到土洞居住的舒适性，从海原发掘的菜园文化遗址看，公元前2500多年前，当时的居民就开始挖窑居住，为了防潮，地面以红烧土铺筑，一窑室内还有4个窖穴，用于储藏粮食等。[28]黄土热稳定性好，竖直坚固，结构安全，土粒细致干净，清爽宜人。
黄土高原地区的人们世世代代改进与黄土的相处方式，窑洞的制作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掏窑，包括崖壁式横向挖窑和坪塬下沉式挖窑两种。掏窑非常讲究选址，要综合考虑崖岸的地质土质状况、宜挖程度、光热、风向、水汽等风水条件，交通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早期的窑洞就是简单的崖壁掏窑，土窑从空间设计到结构设计逐渐趋于完善。大空间的窑洞在窑中央横向架梁加固，用草泥裹窑壁四周，具有护壁和美观作用。在一个农家庭院中，每孔窑的功能不同，其空间布局也有差异，作为灶房的窑洞，在靠近窑门的一段打炕或盘灶做饭，光线也较好，上部哨口通风换气。灶台和炕头是一体的，烧饭时，火烟由灶膛经炕膛从窑壁上的烟道排出，烟道是从窑顶的坪台上竖直向下挖到窑内灶台的。灶房窑的最里边还要掏挖一个小窑，作为储藏室，这里气温比外边更低，恒温效果更好，既是绝好的天然冰箱，又是粮食、酱、醋等食品的低温保鲜室。卧室窑的窑壁是由搪细泥或石灰制成，光亮整洁，炕头也设在靠近窑门的地方（图5-3）。现代的箍窑大都采用了现代建筑料和工艺，窑门宽大，窗户亮堂，都是用砖石砌筑。图5-4为河南洛阳巩义康店生基提供给师生的窑洞居住房间，全部采用青砖砌建。箍窑是制窑的另一种方式，它显然是受到掏窑的启发，并综合了掏窑使用中的诸多问题后发明的新式制窑法。箍窑技术要求较高，比挖窑洞麻烦，箍窑的基本方法是：在考察选址后，先在选好的地基上用夯土打好窑墩子（俗称窑腿子），再利用拱形结构原理，将砖石、土坯、草泥等拱形垒积而成。垒积时需要搭建窑楦子，利于砖石、土坯等块体排列成拱形。箍窑时一层块体一层草泥，箍完后整个窑室呈尖圆拱形，箍窑一般可并排修三五孔，外形独特、美观、采光较好，冬暖夏凉。在靠崖或坪塬地带的窑，每三五年需要在窑的外面抹层泥，否则遇到连阴雨就有塌的危险。由于箍窑的全部结构都由人工完成，在选址（可以靠崖也可平地筑起）、内部结构、门面造型等方面都比崖壁挖窑表现出优越性。箍窑比较坚固，一般可住几十年乃至百年，而且内部空间布局可以按照使用者要求灵活设计。若采用现代结构和材料技术，箍窑应是今后窑洞建筑的主要发展方向，值得深入研究。
图5-3 传统窑洞内的生活场景
图5-4 宁夏西吉龙王坝的现代化窑洞宾馆内外实图
土夯墙和土坯房是传统农耕文化中的主要建筑形式，古代官方和豪绅们主用其夯筑城墙和庄园的外墙，而平民阶层用它来筑造屋墙。西北地区的居民般将下基墙用土夯筑，然后在夯筑墙体上再用土坯垒筑，这样利于在土坯墙开窗、上盖架、设梁檩等作业，房屋外形整洁。土坯制作有多种制作方法，主要有夯制和泥灌两种方式，陇东、宁南、陕北的黄土高原地区是基模子夯制，沙漠边缘地区则是土坯模子灌制。土夯和土坯建筑采光通风比窑洞好，外形变化自由，热稳定性相比窑洞略弱，但也有很好的冬暖夏凉的特点，在西北河西、河套、沙漠牧区等地方大量使用。土夯墙在河西地区由最初的草绳绑椽夯制，发展到后来的夹板夯制，再到目前的机械夯制，已形成很成熟的筑造工艺。
土夯、土坯墙虽然在世界各地都有，我国从南到北也都有，但唯独西北黄土地区是最适合此类建筑的地区。西北农耕地区大部分位于黄土地区，黄土是非常优质的夯土原料，生态环保、就地取材，几乎没有运输成本；西北夏季炎热，冬季寒冷，生土建筑冬暖夏凉；西北四季干旱，降水稀少，尽管是裸露的生土筑造，也有较长的使用年限。所以，随着生土设计理念的进步、未来生土筑造技术提升，窑洞和土夯建筑还有非常大的进化空间，这必将对未来西北生态民居产生革命性的变化。
2.传统农耕文化器具的地域性及其进化
三皇五帝中的伏羲、神农、黄帝、禹等都有活动于西北黄土高原的记载与传说。伏羲诞生于古成纪（现甘肃天水、陇东一带）基本形成共识，有许多相关的材料可以佐证，炎帝神农氏生于岐水的说法较多，岐水就是古时的姜水、羌水，均在西北地区，夏族祖先鲧和禹属于水族，传说鲧是黄帝的曾孙，禹是黄帝的玄孙，这在《山海经》《史记·夏本纪》《大戴礼中》中均有记载。[29]《周易》所述的耒、耜等应是西北旱地的原始耕作农具，神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应发生在黄土高原地区，这里发达的黄土陶器制作工艺也是原始定居农业生活方式的基本保证。耒、耜和今天在北方旱地地区使用的犁和锨在基本功能和形态上相似，随着铁质材料的出现和旱地耕作技术的改进，今天的拉犁和铁锨就是古时的耒、耜进化而来的。器具的演化是以以往的器具为基础的连续进化过程，正如昂贝托·艾科及罗洛黎合著的《发明图片史》中指出，“我们今天使用的器具之所以会被发明，都是以史前时代的事物为基础的”。[30]农业生产器具能更真切地反映当地人们对特定地域的生产适应方式。西北黄土高原自原始农耕以来，到汉代已经在旱地耕种中找到了较为完整的地域性适应方式，特别是铁件的使用，使犁、耙、耖、耱等农具的改良已经成熟，在生产实践中农具不断被人们改进和发明。西汉赵过发明的耧车即是一种适应旱地播种的先进工具，播种均匀，行距和深浅保持一致，而且开沟、下种、覆土等多种工序能同步进行。他还针对西北春季多风干旱，提出了适应春季旱地耕种保墒的“代田法”，沿用至今。唐代曲辕犁是在老式直犁的基础上的重大革新，它由11个部件组成，操作灵便，不但利于土层外翻，减轻耕牛负担，还可以自由升降，调节深浅（图5-5）。所以汉唐以来我国黄河流域形成了一套适应干旱耕作的保墒耕作技术，深耕借墒、秋耕蓄墒，井渠双灌，水车提灌等适合北方地域条件的旱地耕作技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农具实用性的需求，现代农具相比古代农具而言，结构更加洁简，操作也更为方便。现代山地犁在以往老铧的基础上进行改造，犁辕和犁头采用铸铁一体化结构，避免了由于犁头松动而影响走向的准确定位的问题，坚固耐用，而且深浅高度可自由调节。犁刀锋利，犁韧呈弧形，可用机械带动，能轻松地将一侧的土壤耕起并翻入犁沟内，节省人力，特别适用于山地作业，进一步提高了耕作效率。
图5-5 唐代曲辕犁与汉代老式直辕犁以及近现代犁的比较
元代王祯曾考察了各地的农具，在其《农书》“农器图谱”中绘制有“钱、鑮、耰、耧、耙、曲”等共306件农具图形，但这些农具都有地域针对性。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农政全书》也对各种农器画了谱图，件件做了说明，和其他农书不同的是徐光启对多种农具历史由来，进化过程等作了交代。
古人认为，天是气，地是质，人是万物之灵，要顺应天地以育化万物。农耕文化化育物种的文化，农业生产必须尊重天、地、人，三者协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生产原则，《吕氏春秋，审时》指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此之谓耕道。”传统农耕文化中除了作物品种的生物地域性而产生的耕作方法的地域性外，人们还利用了本地特有的各种天然能源进行农业生产。先秦时期农业生产动力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西汉之后开始大量使用水力、风力。水力使用较早，秦汉时期水力主要用于水碓杵舂，唐宋以来，人们使用水力已非常广泛。《农政全书》记载的水力农家用具有水碓、水碾、水磨、水转连磨、水转大纺车等，这些装置主要在山林、坡林有水流的地带使用。由于我国地形西高东低，中西部山地较多，水流速度快，落差大，河流水源距离岸上的田地的垂直距离大，浇灌提水困难。《三国志》中提到马钧发明了一种大水轮翻车（早期的龙骨水车），利用水力推动，将水从低处提取输送到高处，以灌溉农作物。[31]后来龙骨水车被江南、广东等地引入，改造为依靠人力推动的龙骨水车。由于南方地势平缓，水流缓慢，无法推动水车提灌，龙骨水车便变成了长链轮状的水车，在一水槽中循环运行。所谓“同行道板上下通，……循环行，道板刮水上岸。”[32]龙骨水车主要依靠人力、畜力拉转的提灌工具，当然河流水面离田地的落差不很大，否则人工也很难拉动。
魏晋时期西南地区在龙骨水车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依靠水力推动的立式圆盘高转筒车，这种水车适合西南地区高落差、快流速、高田地的地域农灌特征，到宋元时期高转筒车在西南各地已普遍使用，从此西南地区成为我国使用水车最普遍的地方，使用时间也较长，从而使西南地区成为我国传统水车文化最浓郁的地方。王祯在《农书》中，对高转筒车有详细的绘图说明。明朝西南地区的高转筒车又被兰州宦官段续引入兰州，在黄河上游的甘肃、宁夏、青海等河段使用。黄河在甘肃、青海流经地势与西南地区河流流经地势相似，即落差高、流速快，提灌梯度高，而且黄河上游河谷多为黄土冲积滩，虽然土壤肥沃，但气候干燥，蒸发量大，提灌需求强。西南地区的老筒车，从辐条到水斗主要用竹材，依据竹材特征，部件之间有许多适合竹材的连接结构。但引到兰州后缺少竹材，主要用当地的榆树、槐树、旱柳等木料制作，由于材料与西南地区不同，其结构工艺也大不相同。水车不宜用铁钉，必须用契铆套接，在长期的地域性进化、适应过程中，黄河上游水车成为地方性文化符号的代表。
《齐民要术》中指出“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由此看来，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中庶民造物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同于王权阶层中的“圣人则天、君权神授”的象征造物思想。农耕物质文化的发展以地域适应为创造机制，而大多数是引入外来文化后，进行本地自然适应性改造，最终形成具有地域特征的器物文化。一切文化都不可能是在本土不受任何影响自源成长起来的，尤其是技术、器物性文化，更容易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中国农耕文化是一种自给自足的文化，它的第一要务是节约、省力、省成本，这是传统文化的第一产生机制。所以，在文化传播中必然会对异地的器物，在材料、工艺上本地化，这是最经济的原则，但绝大多数农家用品，都有相似的面孔。但不一样的材料、不一样的工艺有农耕文化习俗的用途，如筐、篮、篓、箩、畚、囤、箪、瓮、盆、罐、杵、臼、簸箕、笸箩、扫帚、筛子、蓑衣、斗笠、扁担、石磨、石碾等农家使用的传统器具，有竹制的、木制的、草制、石制、陶制、泥制、皮制、毛制等，都是来自自然环境，并且常常是就地取材制成，和农村的自然经济，农民的自给自足十分合榫。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对庄户人家用过的日常生活用品都一一介绍，引经据典，表明其古已有之的发展过程。[33]同样是筐、篮、篓、箩、囤等农家器具，沙漠地区的编制主要是红柳、沙柳、沙竹等材料，并且工艺不同，所用材料的成型方法不同。比如用红柳编篓，因红柳很坚硬，必须用湿土埋压多日，等柳条渗透水分后，再煨烫方能弯曲编制。《西夏物质文化》一书中讲到，西夏文字中关于瓦罐、陶罐、砂锅等陶瓷概念的字都带有西夏文字的木字部首（器物属性的限定成分），而木桶、吊桶、茶碗、茶杯等却都含有限定成分“石头”，[34]这说明西夏党项族与邻近的中亚地区有接触和交流，曾受过中亚文化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西夏所处西部草原地带的地域环境限制，最早的器皿可能木制品较多，纵然后来西夏已有自己成熟的陶瓷工艺，但文字是约定俗成的。
美国设计理论家亨利·佩卓斯基在《器具的进化》一书中讲到同样功能的器具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形态，“功能决定形式”的说法无法解释整个物质文明的演进。真正决定器具形式的是使用者所发现的缺点和其自己提出的改进思路和情景，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人所观察和发现问题的切入点不同，思维方式的差异，改善的方法也各有所异，这是器物文化地域性形成的另一个原因。[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