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适应是推动传统器物进化的原动力
我国西北地区地域辽阔，是传统农耕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融合发展的地区，气候干旱，这里既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又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在自然和人类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类适应干旱的生活方式。限于能力、精力和篇幅所限，本书只选择了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及周边地区，即所谓陕甘宁青相连的黄土、黄河、黄沙地区作为研究地域，抽取了很少的几种代表性的干旱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内容。
以本地区作为地域性设计研究的取样地区，容易凸显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关系。从西北黄土高原和沙漠绿洲的这些传统器物文化的浅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生活方式及其器物形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地域环境的产物，它是地域环境的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地质、地貌、气候、交通、经济发展状况等都有关系。从诸多案例分析中基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器物文化的发展是由人们对环境的适应性来推动的（图4-60），一方面，传统器物文化是对环境的表现与反映；另一方面，传统器物是在地域环境特别是地域文化环境推动下进化的，传统器物文化是对其地域环境的表现与反映。
图4-60 传统器物文化的发展是由人们对环境的适应性推动原理图
本章中对古彩陶的地域性分析占用了大量的篇幅，这不光是因为西北彩陶在同一时间其造物水准较高，主要是因为原始彩陶最能纯粹地反映了人类生存、器物文化与地域环境适应之间的关系。彩陶从最初产生就是纯粹的地域环境的产物，它标志着该地域的农业生活方式进入稳定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技术的提高，彩陶承担了地域生活方式的多种内容和社会多种角色，形成为彩陶艺术。器形由单一变为多样，由素陶发展为彩陶，纹饰由简单变为复杂，制作工艺由捏制发展到轮制，彩陶的器形代表的意义不只指实用功能，彩陶纹饰由初期的原始崇拜、图腾崇拜转变为自然崇拜，自然崇拜完全取决于人们生活的自然地域环境。如半坡类型多鱼纹，说明当时关中地区气候湿润，多湖泊，鱼类大量存在，并成为人们日常食物的重要来源。由于人们对鱼类非常熟悉，鱼类便成了共同的审美符号，成为当时装饰艺术的普遍题材是情理之中的事。马家窑类型多水波纹、漩涡纹，说明当时气候已开始变干，人们生活在河流的两岸，水波纹和漩涡纹正是人们在岸边观察水流的印象或是对水的崇拜。没有什么东西能比水更重要，烧饭、饮水、制陶、盖房，生活中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水，凝视着它那流畅又晶莹剔透的形态，让他们浮想联翩，倍感自然的恩赐。先民们将外间的感受固化在有形的器物制作中。所以在彩陶上描绘的图案不是随意的，它一定代表当时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最高认知水平。彩陶纹样从马家窑发展到四坝文化、辛店文化时多出现羊纹、犬纹、鹿纹。说明这时候的人们以游牧生活为主，生活的地域范围在扩大，人们的崇拜对象，审美对象有所转移。所以，不同的审美客体养育了不同的审美主体，他们的造物形式反映出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根本看法。
然而一切都处在发展变化中，自然环境变化相对较小，人类社会的变化相对较大，两者又有一定的内在关联。旧的器物在不断地优化完善，不断适应现有的地域环境，而同时环境本身也可能在变，这样就需要再次适应环境，再产生第二代、第三代或更后一代的地域性器物文化。所以适应和变化成为器物和环境永不停息，如影随形的一对矛盾。器物由形式和功能两部分构成，两者互为关联。而地域环境又分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两部分构成，两者也互为关联，地域性器物文化对地域环境的适应也是配对的，一般来说，地域文化环境对器物的形式一面影响较大，而自然环境对器物的功能式一面影响较大。当然功能用途是一切的基础，没有功用形式也就不附体了，这只是个相对概念。
地域环境是推动传统器物下进化原动力。人类的各类器物都是与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这些器物的出现都由其特定的地域文化及自然环境的需要积累而成，当这种积累达到足够饱和的时候，可能会产生原发性的器物，这就是早期的器物文化，我们姑且将之称为第一代地域性器物文化。例如在考古学上，基于不同时期文化内涵和制作工艺的差异，马家窑文化虽被分为马家窑、半山和马厂早、中、晚三个类型，但这三个类型是一脉相承、延续发展的，不论是在器物造型上，还是在器物的装饰上，都能够见到明显的演变轨迹。有继承才会有创新，有创新才能有发展，马家窑文化也正是在不断继承前期先进文化成分的基础上形成发展的。克拉克·威斯勒有一个重要观点是：文化综合体产生于发明创造过程，而发明必须依赖已有的事物或方式，它不能无中生有。发明就是从旧的经验之间设想或观察到的一种新关系，而不是经验本身。在人类的发明过程中环境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发明中根本性的事物在于经验之间的关系[41]。这里威斯勒谈的其实是环境适应和环境对文化进化的决定作用，当然自然环境是基础的和间接的，社会文化环境是直接的，人的经验能动性直接产生创造行为，三者共同作用。所谓的传统，就意味着有历史进化和积累，真正的传统器具、传统生活方式都和历史上同类器和生活方式有内在和外在的关联性。西北黄土高原和沙漠绿洲地区，衣食住行各方面首先呈现出强烈的干旱地域适应性，由前向后的变化、进化过程其实是将各地域因素融合得更合理的过程，在上古时期的耒耜犁等农耕工具和现在的农具基本形状相差不大，功能基本一致，还有一些生活中常见的器物，如前一文化类型中常用的盆、钵、罐、壶、豆、瓮、瓶等器物，都被后一文化所沿用，并不断完善、发展，使这些器物更加美观，更加精细、更为实用。这就是文化的记忆，文化传承与发展靠记忆。不仅如此，在马家窑文化一千多年的自身发展过程中，继承—创新—发展的规律，始终贯穿于整个文化当中。从制陶的方式，器物的造型以及装饰手法的运用，都是在继承中不断发展演变的。在彩绘装饰方面，装饰图案的演变轨迹也十分清晰。
所以，从人类思维和发明的规律看，某一种艺术形式或器物形式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会一传十，十传百，后人不断改进，不断丰富其形式和内容，特别是一些传统手艺，在平日的创作中对孩子和青年人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渐渐地成为地域性的文化特质。
按实用程度，器物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实用物品，包括日常用具和工具性物品，另一种是礼仪性的，如各类工艺品、纪念品及其他艺术品如绘画、剪纸、雕塑、刺绣、香包等，还有一类是兼有二者的功能的物品，事实上绝大多数物品都属于后一种。不论哪种类型，那些能称得上是文化特质的物品，能够以成熟的形式流传下来的东西，其成型绝不是哪一个或几个工匠或艺人的作品，而是几代人的智慧劳动结晶，名匠们可能总结得或超越得更多一些罢了。
干旱沙漠农耕的自然条件完全不同于干旱的黄土高原，沙漠地带的农耕的特点是，土地平坦广阔，耕种面积大，适于各种农业机械化作业，属于浇灌农业，尽管水资源十分紧缺，但农作物的生长受降水的影响相对较小。围绕干旱农业，该地区在衣食住行方面产生了众多与自然相适应的生产工具。
在特定的地域中，环境为人们提供了材料，决定因素就存在于人的意志活动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发明的本质和动力还是人的意志对环境的适应。人类学研究表明：产生文化综合体的核心动力是发明，而发明是创造过程，必须有赖以工作的某种东西，它不能无中生有。它是从旧的经验之间设想或观察到的一种新关系，而不是经验本身，发明中所包含的全部具体经验肯定是从环境来的。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威斯勒在谈到文化与发明的关系时举了印第安人发明桦树皮圆锥形帐篷的例子，他说如果一个从来没有直接接触过或只是听说过桦树皮的人是不可能作出这种发明的，如果他能够，那也不可能付诸实践，除非环境提供了现成的材料。因此很清楚，环境提供了发明所需要的物质材料，这些材料因此也就进入了所谓的民族物质文化之中，但是发明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经验之间的关系分析，尤其是对各因素适应关系的分析。
【注释】
[1]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上人地关系的演变[N].中国民族报，2018-06-15（008）.
[2]F.普洛格，D.G.贝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M].吴爱明，邓勇，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69-93.
[3]周鸿.人类生态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41.
[4]克拉克·威斯勒.人与文化[M].钱岗南，傅志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5]Julius E.利普斯.事物的起源[M].汪宁生，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0.
[6]周鸿.人类生态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7]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246.
[8]张之恒.中国考古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1.
[9]本书所讲的西北黄土、黄河、黄沙地区位于我国西北地区的中东部，主要指西北黄土高原、黄河中上游、河西走廊及其北部沙漠戈壁绿洲地区，地域相互毗邻。它们是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大部分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从地形地貌看，基本涵盖了西北的地貌特征。三黄地区的地理空间几何关系也很特别，不但三大高原在这里会接，而且三座山脉在这里对峙。祁连山脉东端的乌稍岭和六盘山、贺兰山排列犹如三条对峙的长龙，三条山脉之间的相互夹角各约为120°，黄河从三条龙头相对的中间穿过，形成了黄土、黄沙、黄河交汇的地理关系。三黄地区是以三山和三大高原交汇地带为中心的西北中东部广大地区（图4-4）。这些地区既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又是中原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的融合地，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适应干旱自然的生产、生活方式，虽然自然和文化多样交错，但是又具有相对的地域同一性。
[10]张之恒.中国考古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20.
[11]目前国内有关伏羲、黄帝（轩辕）、神农等上古首领的出生和活动地域的说法和争论很多，关于伏羲的出生地据说就有甘肃、山西、河南、山东、江苏等六七种说法，因那个时期文字还没产生，没有同时代的文字记载，但从现今的地名、传说、民谣、习俗、遗址、出土文物的相关性等外围资料看，伏羲、黄帝等首领活动在黄河中上游的天水—关中—洛阳—线的说法资料较为充实，一般认为伏羲生于古成纪（今天水秦安县北三十里，《三皇本纪》说“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生庖牺成纪”）；黄帝亦生于天水古上邽（今天水清水县轩辕窑一带，《水经注·卷十七渭水》中“又东过上邽县”，对此注解中说“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七十里轩辕谷”），此外，天水一带有关伏羲、轩辕的相关地名、传说、民谣、习俗、遗址、古籍和古人纪说较多，还不乏相关联的出土文物等，对此周光华、彭清深等学者已做了较为详细的调查分析研究，这里不一一赘述。
[12]徐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272.
[13]祝中熹.甘肃通史·先秦卷[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22.
[14]经过科学实验和检测，彩陶中的红彩是赤铁矿的分化物赭石，主要成分是Fe2O3，赤铁矿在黄河上游较为多见，容易获取；黑彩的矿物原料是磁铁矿和黑锰矿，主要成分是Fe3O4。实验表明，锌铁尖晶石、黑锰矿烧成以后的颜色较黑，磁铁矿则偏蓝，这正是马家窑黑彩漆黑发亮的原因。马家窑类型的白彩主要成分为石膏和方解石。黄河彩陶的这些制陶材料资源，都源自黄土高原的地域恩赐。张之恒.中国考古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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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郎树德.甘肃彩陶研究与鉴赏[M].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
[22]程金城.中国彩陶艺术论[M].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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