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地脉、地域性符号
每个地区都有地域性的文化、自然特征，在地理学上称为文脉和地脉。文脉是指一个地方特色的历史、人文和经济的整体的地方性特征，而地脉是指一个地方独特的地质地貌、土壤、气候、水文、动植物类型等自然环境特征，文脉和地脉强调的是地域的独特性，因而也称地格。[9]任何地方的地格总有一些典型的、具有共知性的视觉感知特征，凡是某地域特有的，并能代表地域的，可被人感知的信号都可算作地域性符号。所以，任何符号的意义与其所处的时间、空间和环境是相统一的。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地区或民族对同一个自然符号或现象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不同，从而产生截然不同的隐喻。以太阳符号为例，太阳普照大地、孕育万物，史前世界各个文明都有过太阳崇拜。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对太阳符号的定义还是有差异的，其能指和所指也不完全一样。古埃及、古希腊都有太阳崇拜，其形式和内容有差异，这些符号在表现形式和象征意义上有较大差异，比如太阳在现今是阳性和男人的指称，而在希腊指女人。所以，同一现象在不同年代和地域，其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不完全相同，这是文化的时空差异。
在远古时期，太阳崇拜与鸟灵崇拜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两大崇拜，并且太阳崇拜和鸟灵崇拜融为一体。因为在人类的原始思维中，太阳便是天空中飞翔的一只火鸟。其实这与远古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我国各地的考古发掘中屡见太阳纹图案，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辽河流域等均发现了太阳崇拜。《周易·说卦》中定义：离为火，火即为日，亦为雉，为目。鸟在空中、火能发光、眼睛与光有关（古人认为眼睛能看见物体是因为眼睛能发光），因此，太阳纹、鸟纹、火纹、目纹等是互为关联的比类关系。太阳纹的文化蕴含着中国宇宙本体观，它的艺术形式亦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意象美学观。在黄河流域境内，马家窑类型太阳鸟纹双耳壶和辛店文化太阳纹双耳罐最为著名，该陶罐肩上也有表达很抽象的日鸟组合纹［图6-3（a）、（b）］。[10]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缸外壁上刻画着“光芒四射”的太阳纹，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钵口沿周围所绘的太阳纹多为12个太阳［图6-3（c）］。因鸟在空中飞翔，古人认为鸟是太阳的使者，“鸟”是“日精”的象征，在长江流域境内，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器和牙雕上都刻有双鸟太阳纹，该牙雕刻工精细、线条流畅，是原始象牙雕刻中的艺术珍品。从这些艺术品中可看到河姆渡人对鸟的喜爱和对太阳的崇拜［图6-3（d）］。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遗址出土了许多“飞鸟太阳纹”和“人头”纹，“飞鸟太阳纹”又称四鸟绕日金饰，四只神鸟围绕着旋转的太阳飞翔，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体现了人类对太阳及鸟的强烈崇拜，表达了古蜀人对生命和运动的讴歌［图6-3（e）］。古人有头为天脚为地的观念，头顶为太阳，“人头”纹是太阳神的象征，而太阳在古今图画里也常被画成满面笑容的人面状［图6-3（f）］，其中三星堆出土的通天神树上面有9只金乌神鸟［图6-3（g）］。[11]黄河流域彩陶上也有大量的日鸟组合纹、日火组合纹、卍字日鸟纹和目纹等。
在祖国北方草原地带的岩画群上也有大量的太阳纹。在宁夏中卫大麦地岩画和贺兰山岩画中有大量的太阳纹样，有具象的，更多是抽象的。贺兰山太阳岩画，多以人面和太阳合二为一的形式出现，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半坡人面鱼纹盆来，寓人于鱼，以鱼寄人，类似于《诗经》中的比兴手法，又似《易学》中的取象观念。中国古人在意象造型时会将一种图形融入更多表意元素，使其既具象形特征（象）又表达更多符号所指（意）。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日字也都不是写实图形而是在抽象圆圈中加了点和弧线等［图6-3（h）］，使其表意（指事、会意）内容更丰富。贺兰山岩画中的许多岩太阳岩画，是将太阳基本形和人面形相融合，犹如甲骨文“日”［图6-3（i）］，[12]并且使形态精炼，省略了人面部的繁多元素，只保留了眼睛、嘴巴或鼻孔，古人认为眼睛是放射光芒的。所以眼睛要素、太阳圆形要素、放射状形态要素等在形态整合、取舍、变形中被保留了下来，这何尝又不是现代标志设计中的重要创意方法。贺兰山、中卫北山及阴山岩画中都有太阳神符号，其中宁夏贺兰山口的太阳神最为著名［图6-3（j）］。它整体呈圆形，该图案巧妙地将太阳的圆形特征和人面首的圆形特征完美结合，从内到外有三层辐射状线条。最外层将人头发型与太阳光辐射状巧妙结合，外圈辐射状线为23～25条（由于长久自然腐蚀，部分刻线模糊不清），第二层辐射状线有12～13条，并有第二层的圆圈刻线，最内层将双眼变化为重环双目，从整体图案外观看，犹如一个大太阳中包含两个小太阳，将睫毛又与小太阳光辐射状巧妙结合，每个重环目上方均有辐射状线条5～6条。从人类文化学来讲，人类早期的图腾崇拜与祭祀、巫事活动紧密相关。所以无论是彩陶中的图腾还是岩画中的神灵纹样都不是随意而为，有约定俗成的意识形态特征，这些纹样一旦形成，就具有宗法效力，不能随意更改，其图腾的形状和纹样的线条数量都有严格的象征意义。
图6-3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太阳鸟纹
据专家推测，贺兰山太阳神岩画最外圈的辐射状线可能为24条，象征一年有二十四节气，中间的12条辐射状线象征一年有12个月，当然这只是猜测，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图腾崇拜用的太阳神其形态有“象”的意，线条的多少还蕴涵着“数”的理。“象”和“数”是支撑周易原理的两大支架，象是自然物象的“象”化，而数是象的变通和应用，二者互为依存，统称象数。贺兰山口的太阳神岩画中蕴含着深刻的象数之理，神奇地表现了古代宁夏平原阳光充足、万物生长的自然场景，是宁夏先民在农耕和游牧生活中对自然规律的认知表达，体现了先民的地域自然观。
从我国各地出土的文物来看，均发现了太阳纹和鸟纹，其实质就是对大自然和太阳的一种崇拜。在黄河流域马家窑类型彩陶纹样以及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钵口沿周围所绘的太阳纹，在长江流域的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遗址出土的“飞鸟太阳纹”，以及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器和牙雕上的双鸟太阳纹，都体现了文化具有地域性的特点，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如此，中国是农耕文明古国，对太阳的崇拜是祈求五谷丰登，风调雨顺，是对光明和生命的崇拜！
但根据人们对自然对生存环境的理解不同，寓合的题材不同，对太阳神创造形象也不同，差异性就是地域性！有的将太阳和鸟寓合、有的与人面寓合、有的和铜镜寓合，不论何种造型变化方式都反映了共同的中国传统意象造型观念，这是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根。审美主体相同是民族认同的基础，纹样不同是地域差异性的表现，实质是由特定地域的适应方式不同造成的！虽然他们对文化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都体现了远古时期人类对自然的适应，以及对自然的崇拜和对生命的讴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