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的精神——环境造就人
环境造就人，人的头脑中注入了环境的思想和灵魂。尽管今天的社会变革很快，但环境对人有决定性作业，传统文化随技术发展消亡的速度也很快，但有些因素是几乎不变的，如气候因素、地质地貌、环境资源因素等，它们仍然会影响着本地域人们的自然审美心理的形成。也正因如此，即便是新形成的现代器具也受自然因素的制约，如房屋的形式、用具等，很多人造物只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的革新，但在材料的使用和功能方面仍然有传统文化的身影，尤其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一些传统农具、日常家用品等。即便是高科技的材料和技术的大量出现也绝不会影响人们对地域化、传统性材料及技术的倾心。最终不变的是地域环境，特别是自然环境，可能会成为未来地域审美的决定因素，所以这里讲的“物化的精神”主要指“环境影响下形成的精神”。
在特定地域中形成的人类共同体不仅具有各不相同的“大地母亲”恩赐，对她的类似而又各不相同的情感，而且也形成了共同体成员之间不同的相互交往与联系的方式。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不同的人类共同体相互独立、彼此区别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不仅在客观上，而且由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反思性从而在主观上把不同的人群区别开来。[9]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在美的载体中自然风光最容易引起审美主体的认同。[10]
原始社会中的图腾崇拜是先民对生存地域自然现象的愿望、敬畏等的心理反应，原始姓氏的图腾就是一种物化了的精神符号，“一切图腾形式的社会都容许这样一些包含着图腾集团的成员个体与其图腾之间的同一的集体表象”（图3-2）。特鲁玛伊人说自己是水生生物，波罗罗人自夸是红金刚鹦鹉，体现了他们想与动物两种共同体之间的“同一”。原始人的意识形态是脱离不了特定地域环境的造就，图腾有着神秘的力量，它将共同体成员之间彼此影响和联系在一起。
图3-2 部分原始姓氏图腾
事实上，不同地区的自然风貌往往会形成相应的审美主题。特别是人们的信仰、审美等精神层面的东西都与自然环境有关。比如生活在巍峨高大的山区、粗犷广袤的沙漠戈壁的人和生活在小桥流水的水乡的人，其性格审美一般是有差异的。在我国，西部的山以雄伟为美，高低落差大，而东部沿海地区的山脉更平缓柔媚一些，如果仔细分析在其他事物也有类似的对比。各种宗教，特别是原始宗教的图腾，大派宗教的教义故事，宗教画卷等似乎都与发源地或发展地的自然总体特征有内在的心理关联，中国自有“重联系，经本源”的思想。例如藏传佛教的各类宗教壁画、唐卡画卷，在线条、色彩、画面布局、造型元素都与青藏高原的山川、天空、云彩有视觉意象上的关联，由于高原特别的地貌及气候条件，常形成奇特的云层或云形态，这些自然景象巍峨崇峻，变幻奇异，宛如西方神界仙境（图3-3）。浮想联翩是人类的天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唐卡为什么线条精美、色彩至纯也就不难理解了。也许在西藏很难看到灰色，从自然环境到寺庙的经幡、山上的白塔，这一切都是生命的组成部分。从小生长在某一个地方的人们，每天睁开眼，第一次看到的大自然是最真的，就像小孩第一次看到的是母亲一样，没有哪个小孩认为自己的母亲不美。美表现的是主客体在观念形态和实在形态统一中实现的主体与表现在对象化的客体中的自身本质的统一。从性质上看，它属于体验问题，既包括主体对客体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又包括主体通过改造客体使主体的理想通过手段向现实性转化，其根本点在于客体与主体协调。[11]
图3-3 特殊地貌气候形成特异的云彩形态
历史上文人墨客热衷于物化精神的感悟与体验探讨，这里从文学视角引用烟台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栾芳提出的“物化”层进式的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兴境”，即“兴而超然之境”；第二重境界是“化境”，即“化而无我之境”，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第三重境界是“游境”，即“游而至乐之境”。这是“逍遥游”的境界，是“神与物游”“物我两忘”的“至乐之境”。因此，“物化”的境界也就包含了“兴”“化”“游”三个重要方面，是“兴”而“超然”、“化”而“无我”、“游”而“至乐”的境界。“兴”侧重于心灵内部的提升，是“内孕”的过程；“化”侧重于主体外部的超越（即超越自身，齐平万物），是“外化”的过程；而“游”则侧重于新的主体的自由活动，是“物化”的最高境界。这是凭借环境的一种心境状态的描述，显然由于环境内容的不同，其对应的心境的状态也不同，个人感悟修养不同，境界的层次也不同。正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描述的那样，由于“霪雨霏霏”和“春和景明”而呈现出的或“悲”或“喜”的物化心理和深层境界。
环境是一个综合概念，主要指物质环境，包括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对人的影响过程其实与人对环境的认识过程是同步的，环境对人的影响内容正是人需要认识的主要内容。一个人的精神和心理的形成过程就是由感性到理性、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是由表及里逐渐形成的规律，可分为三个方面，即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人在成为文化共同体的过程中也是基本按这三个阶段经历的，如两三岁的儿童，先让他们学习使用一些器物，诸如学拿筷子、学端碗、学穿衣服、学洗手、学使用厕所，等等。提起碗筷，筷子就是最能代表民族精神的器物之一。这是因为从创作、发明的一般原理看，没有生活体验就没有同类创作，没有生活使用体验也就没有同类产品的深入合理设计。人出生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与劳动相关的并且维持生命的动作无非是抓和握（有人说是吃奶，其实所有的哺乳动物都具有生下来就吃奶的生物本性），首先接触到的与生活相关的人造物体包括碗、勺、筷、叉等餐具。不同的文化和地域，吃饭的方式及工具承载了不同的民族、文化最基本甚至最精髓的精神之一。西方的刀叉文化是一种起步很晚的、融有近代冶金技术、金属加工功能的文化；而中国人使用的筷子是单体形态，由两根单独的小木棍组成，明明是单独的两根，称呼却是一双。在餐厅里呼唤服务生“拿一双筷子吧”，那肯定是中国人；如果说“拿两根筷子吧”，那一定是外国人。为什么明明是两根筷子，却叫一双筷子呢？这里面有太极和阴阳的理念。太极是一，阴阳是二；一就是二，二就是一；一中含二，合二为一。这是中国人的哲学。在使用筷子的时候，讲究配合与协调。一根动，一根不动，才能夹得稳。两根都动，或者两根都不动，就夹不住。旧时人们身带一双筷子就能闯天下，筷子有点穴、按摩和刮痧的作用，身上只要有一双筷子，有什么毛病都能自己搞定。还有人认为，筷子的标准长度是七寸六，代表人有七情六欲，以示与动物有本质的区别。
这些器物有些是传统的，有些是现代的。即先由器物等文化表层手段去履行一些活动和制度（文化中层），进而理解，解读这些制度，最后形成对整个方式、活动和制度的自我感悟（逐步进入文化深层）。随着年龄的增长，使用器物的种类和频率成倍增加，与之相伴随的规范、制度、礼仪也在增加，最终成为某文化共同体的一员。此时人的心理（精神）已经成长为某一地域（民族）的心理精神，也就是说一般的审美心理已基本形成，文化共同体的深层精神在其意识中也构建起来。这种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生活方式潜移默化的结果，是环境作用的产物（图3-4）。审美心理首先是建立在约定形式上的，不同的生活环境其约定形式是有差异的，约定形式一旦形成，人们在审视周围的事物就是以自己已有的标准与客体进行对比。普列汉诺夫在谈到艺术、美感的起源时说：“它的起源必须在一种非常复杂的联想观念中去寻找，而不要在跟它显然没有一点儿（直接的）关系的生物学规律中去寻找。”艺术的起源是这样，其他文化的起源也是这样。[12]当一个人的心中具备这种约定性（地域性）的内心审美标准时，他才会按自己的标准审视周围的一切表层现象（风景或器物等），进而产生悲欢离合的情绪，这就是中国文人墨客兴诗作画的缘由，所谓“心随物动”“睹物兴情”才会产生以物而喜、以物而悲的赏物情绪。天赋以性，地赋以命。[13]每个人都出生在一定的环境中，此环境可理解为“地”，人不可能脱离环境而生存，环境便决定了人的命，“命者名也”。
图3-4 地域环境对地域心理形成的基础作用
威斯勒在他的《人与文化》著作中，对文化之于人的属性的阐述最强调的就是人对不同工具的发明与制造问题，甚至将不同工具的相关属性定义为文化：人就是使用工具的动物，而这种或那种工具就构成了他的文化，人获得使用工具的习惯就是文化特质。有些地区或民族使用汤勺吃饭，那么他们就不会获得使用筷子这个习惯。从这一层面讲，知识性的精神和审美标准性的精神是环境长期作用的产物，在形成过程中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作用于人，最终变成人的精神，这种装入或而输入精神的肉体就有自己思想和审美的喜好。这种审美标准一旦形成，共同体就会按照这种标准反过来建造环境，也就是创新和建设意义上精神的物化。
从设计学角度讲，这样的文化群体会按照已经形成的审美精神再设计筷子，并且能更深入地根据本土文化、行为、精神，把筷子设计成更为地道的物质文化，这就进入了下一个精神的物化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