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造物中的“象”思维
“象”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历程中的早期方式，在世界各古文化中都存在。人类“象”思维的初期阶段是表象性的图像思维，层次较低，属于原始思维范畴，原始岩画、彩陶纹样都是原始“象”思维的成果。黑格尔曾说，“表面形象”是儿童和民族的童年时期的共同爱好。[6]所以原始“象”思维带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是对特定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反映和适应，虽然都属于岩画、彩陶等原始纹样，但题材内容和表现方式差异很大。
“象”思维的基础是对自然物象的图像性捕捉和再现，是一种视觉思维方式。早期“象”思维是将自然物象简约地绘制或刻画在各种媒体上，如陶器、木器、金石器、山崖、岩石等表面。中国“象”文化主要起源于原始社会晚期，在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区形成了“黄土文化”的彩陶，在北方草原地区形成了“刻在石头上的史书”的岩画。这些原始文化都是基于“象”思维的创作成果。原始先民出于生存需要，同时也由于人类原始思维、心理的发展，产生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上古籍《山海经》是有关地域差异性描述的书籍，各个地域有不同的奇禽异兽，许多神秘古怪的动物都是人兽复合形象，这与原始社会晚期的图腾崇拜一脉相承。诸多专家学者认为图腾崇拜，最早源于对动物及植物的崇拜，然后是半人半兽图腾崇拜，最终图腾崇拜融合演变为各自民族文化的象征。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草原地区，鹿、马、羊等动物岩画分布较广，应是图腾崇拜对象。[7]所以，原始“象”思维来自生活环境、是对生活环境的描述。
人类对物象的绘制或刻画是与一定的思维情景联系在一起的，“象”总是与其对应的“意”同时存在的，“象”的功能是用以表“意”的。在原始社会时期，先民的生活形式和内容相对贫乏、单调，所以对周围自然和社会的所见所闻都非常有限，认知单一和统一。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图腾崇拜的前提条件是氏族的形成，因而对于某一氏族内部的图腾表现及其象征意义也是公知与共识的。
意象思维包括两种过程和两种类型，这就是高度概况的归纳思维和灵活变通的演绎思维过程，具体到《易经》中就是“制象”与“取象”思维。易历三圣，《周易》之制象与取象也经过了数代圣人的完善改进，历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世界万物有许多微妙变化的规律，但是难以言表，无从言说，要把自然间的成型规律，有形模式或范式表达清楚，单凭语言很难。在那个甚至连文字都没有产生的时代，需用一种符号纹样来表达出来，这种纹样就是表征“象”的符号，所以，周易的全部内容都在论“象”，所谓“举易而皆象”。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所以，有“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将一些玄之又玄的玄通之理，用一种象形的纹样符号及其排序表达出来，这就是制象。制象采用归纳和演绎思维，尊重生存环境，分析和归纳环境物象，从而形成具有普遍性的通用法则、模式，即某一象（卦象）。如同今天在大量科学实验、数据分析基础上构建数学模型、公式、定律一样。
取象则采用联想、比拟、比喻和变通思维，将某一象赋给现实创造活动，使造物具有某种意象含义和特征。《周易》中的“象”是自然物象的高度概括后的“模型”，“象”所表达的是“象外之象”，具有多种含义。取象好比应用科学定理、公式解决实际问题一样，在取象思维中虽然用到逻辑推理，但其本质是形象思维，而现代数学、物理要有大量的逻辑运算。“象外之象”就是“象”对应的“意”，也是“象”所对应的内容。“象”和“意”的关系如同现代符号学理论中的“能指”和“所指”关系。符号一经约定俗成便成为一种文化主体共识的行为或取象方法模式，《周易·系辞》中谈了许多取象制器的案例，特别是原始农耕文化中器具的发明设计。
制象与取象是体用关系：从环境适应角度讲，取象、用象也是对环境的适应、是天人合一的行为。制象来自周围环境，取象、用象也是用来对原环境的适应（或自然改造）。《周易》反映了西周初期的历史面貌，其仰天俯地所观之象也是黄河中上游一带的天象和地象，而且书中不时提到岐山、簸箕子等地名，其原始起源的河图洛书也说明了早期观象制象的地理范围。虽然我们今天已无据可考当时伏羲观天象看到斗转星移的具体特征和规律是什么，但经过历代圣人演变制象，最终上升为超地域的普遍性规律。
中国意象思维在儒家思想的倡导下，由原始图腾思维和作为群经之首、万法之源的《周易》之道，逐渐发展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意象思维模式和审美特征。而且许多特征表现在与“物象”相关的更深层面的精神审美，这就是“象外之象”“弦外之音”，除了体现联想的特征之外，还有诸如含蓄、写意方面的审美特征。中国造型艺术也从原始图腾到原始彩陶，再到青铜器，乃至秦以后其他民族造物艺术和书画艺术等都是讲求写意审美特征。“图画语言”是一种表意语言，或称意象语言，重在对一种精神的诉求，并不是对实景和事物的如实写照，主要是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这在中西方绘画比较中表现得尤其鲜明，西方绘画具有强烈的写实性和客观性，而中国绘画和书法，并不是如实绘画和写字，陈传席说：“中国绘画常常存有这个缺陷，即使一个画家有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但在表现某一山，某一水时，往往也缺乏这个具体山水的个性。”[8]其实在文人的家居器物陈设和园林建筑设计中也追求这种意象意境，正如明代画家和造园家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所说“随方制象、各有所宜”，荀子提出“重己役物”，似物于物，不为物设。中国历代的士大夫们通过对山石、水色、建筑的意象构建旨在调节自己仕途得失的情绪，构园造屋的目的重在供物寄情、养性悦情、完善人格。所以“写意”表现手法是中国园林艺术的一大特色。
中国意象造型设计的方法就是观象制器、取象设计。取象的方法主要是联想和变通，在形式、内容、理念、方式等方面找到设计对象和原象（卦象）之间的关联性。现代文创设计和产品外观设计正是在文化符号和新载体之间建立关联性，所建的关联性可称为立象，立象的关联度、匹配度是评价创意优劣的重要指标。不同事物之间的关联并不一定是直接相关，可能需通过联想、比拟等转换、变通关联。变通是易理规律的本质。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有相似、共性的运行规律，可以利用联想思维，变通解决问题。这一思维模式符合人类认知思维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目前创意设计中普遍采用的思维导图法，就是利用人脑神经细胞互联的生理特征和人思维的联想机制展开的。被世界公认的现代发明问题解决理论（TRIZ理论）是工程创新设计中通用的理论方法，该理论就是利用不同领域的发明专利、物场关系等之间的关联性，运用变通法则，从现有技术中寻找相似的原理解决目标问题。所以中国传统意象学说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对当代设计学科理论构建方面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学术价值。
意象审美的层次：器物的意象不单指外观视觉意象，还包括深层的文化、精神意象，是形而下和形而上的有机融合。
意象思维的价值：意象思维重在格物致知，认知宇宙万物，通过赋予物体有限的形象而追求更广深的艺术寓意，提高自身认知修养。
意象文化是中国传统的特质：以意象文化为特质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类型具有同源、同质属性。从远古陶器、青铜器开始，到中国瓷器、中国传统木结构、编织、剪纸、雕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诗、词、文、书、画等，这些物质文化产物与中国含蓄的意象精神审美情趣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