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融合扩散中的地域心理及精神物化——地域心理的相对性
我国甘肃河西地区，地处中纬度温带大陆性气候的阿拉善漠北高原，东与黄土高原邻接，是关中、中原向西直通的门户，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职能。这里阳光充足，土壤肥沃，祁连山的冰雪融水在北麓形成了多条内陆河系，滋润补给了大美河西，自从汉朝打通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这里就形成神奇的河西走廊。
要盘点河西地区典型的物质文化代表，首先要数马文化和酒文化。马文化和酒文化的产生，与河西地区的综合地理属性关系巨大。河西地区地处西北边陲，属于沙漠戈壁、草原和绿洲农耕交错地区，这里的马文化和酒文化既符合地理气候生态特性，也符合地域民族特征。
丝绸之路开通后，河西走廊成为连接中亚和东亚的交流咽喉，也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这里民族众多，胡汉杂居，先后由大月氏、匈奴、吐蕃、羌族、党项、回鹘、突厥、西夏等民族统治，多民族交汇融合、共生演化。河西走廊的最大作用和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创生衍化和发展嬗变的加工厂、孵化器，是文化创新的高地。[20]北方少数民族都是骑在马背上的民族，生活中离不开马。各民族精神风貌、个性特征受到河西自然环境的造就和洗礼，豪爽的性格离不开饮酒助兴。生活方式承前启后，但审美精神大同小异。河西地处中纬度38°左右，北部绿洲地带，有非常好的农耕光热种植条件，旱地灌溉农业发达，生产优质小麦和瓜果，酒类酿造业发达。由于光照强，土壤沙性，气候干燥，葡萄种植得天独厚，盛产上品葡萄酒。南部为祁连山北麓，是优质的天然草场，水草丰美、川广原阔、海拔适度、四季气候阴凉，适于马匹牧育、驯养奔跑。武威所产的马形体矫健，刚毅剽悍，被称为“凉州大马，横行天下”，完全可与西域所产的汗血宝马相媲美。因此，武威铜奔马的出土并不是偶然的。马的精神风貌既是人的精神追求，也感悟熏陶了人的情操。武威铜奔马既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又符合力学平衡原理，被称为“世界罕见的艺术珍品”“艺术作品的最高峰”。铜奔马的造型体现了一种英武雄健、奔腾狂放、奋发向前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是本地工匠在长期的养马、驯马生活中固化到自己头脑中的东西。马作为一种“物质环境”现象，造就了工匠的精神和心理世界，这是“物化的精神”。当具备这种精神的人反作用于环境，即依照其审美标准创造环境，便会形成新的物品，《马踏飞燕》便是武威人“精神的物化”的结果（图3-7）。
在古代文化中“马”和“酒”是浪漫和振奋的表征词，马是旗开得胜获得成功的凭借物，而酒是为其助兴和渲染气氛的引子。自汉代以来，使者、商旅纷至沓来，“车辙马迹，辐辏交会，日有数千”，“无有停绝”，觥筹交错，共祝成功的场景不难想象，同时作为兵家必争之地，也不缺豪饮沙场的悲壮情境。在古代战争文化中，“马”和“酒”的组合曾演奏出多少英雄赞歌，“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便是塞外豪爽而又悲壮的地域精神的写照。这种临阵前的慷慨陈词，似乎只能作为彼时彼地的写照。
图3-7 甘肃武威出土的铜奔马《马踏飞燕》
“美食不若美器”，中国的饮酒文化特别讲究酒具器的形制，金庸在《笑傲江湖》中写道：喝汾酒当用玉杯，玉碗玉杯，能增酒色；关外白酒最好用犀角杯盛之而饮，增酒之香；葡萄酒当用夜光杯，饮酒有如饮血，豪气冲天；高粱酒用青铜酒爵，始有古意；米酒大斗饮之，方显气概；而百草美酒须用古藤杯，大增芳香之气；状元红用古瓷杯；梨花酒当用翡翠杯；玉露酒用琉璃杯……看来酒具的设计使用在酒文化中举足轻重。金庸提到的豪气如饮血的夜光杯就产在河西地区，是用一种传统的祁连山玉制作的饮酒器皿。此类玉杯本身不会发光，墨黑如漆、碧绿似翠，但如对月斟酒，玉纹隐隐可见，故称夜光杯。夜光杯自诞生之日起，就超脱了纯物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酒文化的精神载体，是本地自然环境、文化精神的表现，又是中国传统的酒文化同玉文化交融的结晶。夜光杯大多为意象造型，作为文化酒器它寓寄着丰富的地域意蕴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传统夜光杯的经典器形主要有筒形杯、鼓腹形杯、高足形杯、平底杯、微型杯、仿生杯、三泡台玉盖碗等。关于夜光杯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代的《十洲记》，表明在此之前夜光杯就已问世。其时，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酒泉地区民族分布呈现大月氏、羌戎杂居的状态，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相对于富庶的中原地区而言非常落后，与之相对应的文化艺术和审美意识也处在蒙昧和混沌的状态。脱胎于这种落后的农耕文化背景下的夜光杯不可避免地带有农耕文明的“胎记”，多以使用性为基础表现在夜光杯的造型方面，即其造型多仿制于当地居民用于储藏粮食的墩形、盛装食物的一般容器造型。根据河西地区地方志中夜光杯资料的整理，夜光杯早期造型如图3-8（a）所示。
图3-8 河西地区高足夜光杯和鼓腹光杯的融合演变
其中最早的杯形轮廓多以直线为主，显得粗犷、简洁，较少曲线和变化。每个地方性的传统器物在地域适应和地域审美作用下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进化过程，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下形成的成熟器物很少见。文化扩散是绝对的，独立是相对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琢玉技术的发展以及汉民族、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更迭交融，夜光杯突破了早期简单的线条和较为单一的表现形式，通过富有动感的“S”形线条、双曲线和弧鼓以及阴线勾连技法等方式，初步形成了以外形对称、雄浑庄重为特征的民族特色，图3-8是夜光杯的简易进化过程，反映了地域审美的变化过程。
高足杯和鼓腹杯的融合不但与现代西洋高脚红酒杯的造型相类同，而且与我国黄河中下游人类早期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中的黑陶镂空高足杯极为相似。龙山文化是大汶口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这两种文化类型中都出土了不少的黑陶镂空高足杯。早期的黑陶镂空高足杯柄较高，且杯柄镂空数较多，到龙山文化时期杯柄降低，镂空数减少，但两种文化类型中都保持了侈口、细高柄、圆足的特征，而且杯壁较薄，类似蛋壳，这一特征其实与现在的玻璃高脚杯完全一致。河西文化虽然有丝路文化的特征，但从人口变迁历史看，这里是东部农耕文化西迁后地域适应的产物，是中国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丝绸之路的开通对沿线地区造物文化心理的影响很大。酒泉地区处于中原汉族同西域少数民族和波斯、大食、印度、古罗马等外部民族贸易、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带，该地区变成我国东西方文化交汇十字路口，各类宗教寺庙、石窟洞窟、古城堡、烽燧墩等星罗棋布。造型艺术在这场文化交汇中异常繁荣，此时工匠的精神意识世界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审美眼光早已把敦厚拙直的传统款式抛到历史风尘中，人们的观念不断地衍生、嬗变。在这个过程中，河西地区的酒器也在文化融合中不断变化，作为地域特产的夜光杯也就不同程度地吸纳了其他文化的审美心理，向多样化创新方向发展，已经出现了与现代夜光杯造型相类似的短狭杯足与鼓腹杯身相结合的老式高足夜光杯。
文化在演变中可能会出现相类似的进化方向，但很少有完全相同的。差异性主要还是受材料工艺、地域审美差异等因素影响。
这里还要提到西夏文化对河西酒文化及酒器的影响。西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西北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是典型的骑在马背上的民族。在甘肃瓜州榆林第3洞窟中就有酿酒壁画图，是西夏时期绘制的，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蒸馏酿酒图。西夏酒礼文化融入祭祀、征战、和解、军功、节日、婚丧、外交等各领域。西夏酒器从材质上可分为金银铜铁酒器、瓷器、木器等，但最主要的是瓷器，西夏黑釉剔刻花工艺在中国陶瓷艺术中占有一席之地。西夏黑釉剔刻酒瓶、西夏扁壶、西夏高足杯等，对河西地区的夜光杯演化也有很大影响（图3-9）。
图3-9 西夏酒具
再到后来，高足杯已经在文化扩散中趋向普世审美形态。夜光玉石杯在保持地方特质玉材的基础上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审美价值和精神意志，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夜光杯的形态已向多样化发展（图3-10）。由于祁连玉本身的特点—玉色暗绿，有较多的黑色斑点，绿色和黑色通过深浅、浓淡交相融汇，形成蛇纹、云纹等肌理，更适合表现玄妙的意境和幽远的空间意境。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下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夜光杯之美、之妙、之玄妙境界就在于以可道之言、可名之物、可象之形来表达自然界中的不可道、不可名、不可形的“道”。夜光杯玉匠善用“山川之精英”—墨玉的原料美、质地美、造型美，将墨玉的原料美与玉雕技法工艺完美地结合，借助匠心独运的艺术手法，汇成虚实统一、情景交融的艺术形式，能深刻表现宇宙生机、人生真谛。把人类的精神文明化为夜光杯的灵魂，从而为夜光杯这一有形的酒器赋予生命和灵气，注入玄妙的艺术意境和幽远的想象空间。精神的奔流与志气的浪漫，源远流长的酒文化认为历史是条长河，河中有了酒，河水便奔流得更浪漫、更生动，翻腾起的浪花千古后仍使人感到精彩。
图3-10 具有中华意象文化特色的夜光杯造型
由此看出，河西夜光杯发展到后期，随着丝绸之路的深度发展，中原文化的深度扩散，夜光杯全方位展现了中国传统审美意象，文化扩散可以使地域文化精神更加精艺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