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造物中上层“尚文”庶民“尚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和质是一对相对概念，文起源于“纹”，是纹饰的意象概念，其核心是的装饰和象征。质是朴实无华，质朴的器物是指它初始的形态，简单实用不加装饰，一切以自然本来的面貌为基础，有很好的自然适应性和生态特征。
在原始社会，先民为了基本的生存而寻找与自然的直接适应方式，从旧石器到新石器，人们打磨石器、烧素陶、住茅房，造物质朴无华，只是为了获取生活资料，一切以最少的自然干预获取最大生存利益。这就是朴素的“原始功能主义”。但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出现阶级分化，人类造物活动也在向两大阶层分化发展。原始宗教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贵族阶层将原始社会晚期留下来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巫术崇拜等原始宗教文化进一步系统化发展。贵族阶层为了维护统治、祈求永保幸福享乐生活，祭天拜地，在祭祀和宗教中使造物专用化，意象装饰化，从而走向以象征为目的造物方向。虽然在社会中也出现过王室“尚质”的情况，但还是基于敬畏天命的心理反应，在儒家“仁政”思想的感召下，历代的许多文人追求“随方制象，各有所宜”，提倡因地因人制宜、宜简不宜繁、宜自然不宜雕斫。[13]但其造物的目标仍然在 精神文化层面。与此同时，平民阶层以农耕文化为主，由于生存的艰难，主要以自然利用、节俭、适应为目的，走向以“尚质”为天的造物之路。
在传统社会中贵族“尚文”，庶民“尚质”是互补发展的，上层社会拥有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往往成为下层社会努力的目标，上层社会不但将原始实用造物（器物、建筑等）向精神象征和宗教化发展，而且也设计制造了许多宗教专用的礼器和法器，据推测一些实用器具可能是宗教用品转化而来，如铜镜可能是由法器铜鉴演变而来。[14]民间的能工巧匠常常为王公贵族所使用，一些手艺高超的御用工匠大都来自民间，但官方精湛的工艺又会成为民间工艺的楷模，如旧时各种官窑的瓷器制品及其他民间贡品等。
上层社会“尚文”，这主要是对社会环境秩序的更深一步的构建。权贵阶层将原始社会晚期自然崇拜中遗留下来的“上天至上神”进一步神话塑造，将“至上神”称为“帝”或“天帝”，将最高统治者君王神化为“天子”，作为连接天地的“圣人”，并将世界秩序故事化，用象征叙事手法对造物装饰，制器尚象，使所有的上层造物都有象征意义。商周时期社会已形成了严格的社会阶级等级制度，上层社会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分为五个等级，所有造物都有“名贵贱、别尊卑”的基本等级象征意义。比如从帝王开始各级官员的冠、袍、带、履等都有不同的配饰、纹样，形成不同的叙事说教。特别是帝王的礼服上绘绣的十二种纹饰，分别为日、月、星辰、群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等，统称“十二章”。这些尽可能地取象于天地之象数，形成一个庞杂的“小宇宙”，以象征君权神授。十二章纹起源于史前时期，到了周代正式确立，成为历代帝王的服章制度，一直沿用到近代袁世凯复辟帝制为止。
人类对美的追求源于造物，但人对器物的装饰不应简单地归结为“美化”，诸葛铠在多年的图案研究者认为，造物的装饰作用主要是力量、生命和权力地位三个方面。[15]这显然都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一般平民阶层没有精力和经济能力将造物专注于象征层面。但从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制器尚象”圣人遗风，却在贵族阶层一直延续，尤其是造物的权力象征作用更是为其所传承发扬。所谓的绝地通天是宗教、上层贵族或巫师的活动，其实在原始社会，宗教领袖、上层贵族或巫师就是同一类人。他们发明的各种法器、礼器用于宗教活动，在殷商时期，巫事和祭祀活动是社会最重要文化活动，而且这些文化活动是王室、贵族的专事，一般的奴隶和平民是不能参与的。《礼记·曲礼上》中有“礼不下庶人”，在封建社会，祭祀、祭祖、宗教活动都是上层社会的专属活动，祭天是天子的特权，祭祖是宗族中大宗的特权，有鲜明的等级制度。一些精工设计、极富装饰的建筑、服饰、器物都是少数人使用的象征物，就是早期的甲骨文几乎是记载殷商祭祀活动的专用文字，与下层社会几乎没有多大关系，平民是根本接触不到甲骨文的。《易经》中所讲圣人取象造物，说明普通民众是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造物，或者说此种创造不被称为造物，原始文字、器物、舞蹈、纹样等文化符号都是专供自然崇拜、祭祀、宗教活动使用，造物都是礼器，而不是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
汉唐以来我国意象艺术达到新的境界，特别是在诗词、书画方面，其寓情于景、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修辞手法呈现出自由奔放的特点，将自远古以来形成的神秘意象推向了世俗化、开放化、现实化、浪漫化的写意境地。这种审美志趣发展到明清时期，已深刻地表现在瓷器、家具设计，园林营造等方面。明清时期民间工商业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一些有钱的官吏或文人士子在造园筑房、居室家具设计方面追求“似物于物而不为物设的理想品格”，诉求人格与精神的物化。明代造园家计成提出“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强调“借”和“宜”，适宜的高度全在巧妙地利用自然本原的程度。而同时代的苏州画家、园林设计师文震亨主张造园应“随方制象，各有所宜”。明清时期文人士子对造物的“尚象”主要在“宜”和“简”，强调情景交融、因景互借，因人因地制宜，宜简不宜繁，造园时随基势之高下，形体之端正，宜亭则亭，宜榭则榭。明式家具也是“体制宜坚”“宜简不宜繁”“宜自然不宜雕斫”的产物，在中国家具史上以简约、合度之美著称。[16]
庶民“尚质”主要是基于生存需要而产生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追求。由原始自然崇拜开始，天为大、为阳、为父，地为次、为阴、为母。天地交感、化生万物。《周易·说卦》中讲到，“昔者圣人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周易》是老子《道德经》和《庄子》的源头，老庄思想重在论“天地之自然”，阐述人应以何种态度和方式处于天地；作为儒家首经《周易》更被孔子所推崇，《论语》实乃《周易》释经，《论语》阐释的是人类社会伦理规律。
中国先秦诸子的思想对秦以后的封建社会中各层社会的生活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天地人三者中，人为最小，人是自然被恩赐者，人应祭天谢地。拜天祭地在长期的发展中也形成了不同的等级和种类，诸葛铠在《造物与自然》一文中，将中国传统民俗中的自然祭拜分为若干类型，比如拜谢的天神分为大、中、小三等：大祀对昊天、上帝；次祀对日、月、星辰；小祀对司中、司命、风伯、雨师等。地因“厚德载物”与天神相配。祭谢地袛也分大、中、小三等，大祀对社稷、五祀（五行之神）、五岳；次祀对对山、林、川、泽；小祀对四方之物；七祀包括司命、行神、厉神（主管杀罚、灾祸之神）、门神、宅神、灶神等。八神有先啬（神农）、司啬（后稷）、田畯（农官神）、猫神（食田鼠）、虎神（食田豕）等。[17]
所以进入阶级社会后，大型的拜天祭地基本就变为帝王（天子）或权贵们的文化活动，对于老百姓来说，主要是祈求风调雨顺，家业平安，所以主要以祭地为主，祭灶、求雨、奠基、谢土等风俗遗留到现在。
中国农耕文化在长期的自然适应中，在传统“天人合一”的教化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总体是以最小的经济成本换取最大的生存利益。农耕文化中的农事、农时、农具在几千年的实践摸索中已形成非常完善的体系。西北黄土高原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发祥地，《周易》所讲神农发明的耒耜就是黄土高原的原始农具。公元前11世纪，周太王从山西周部落迁徙到渭河流域的岐山、陇山一带，开启了中国农耕文化的滥觞，推广使用畜力耕种，犁、耙、耱等基本工序形成，对应农具都已出现；西汉桓帝时期旱地农耕时令定型，农学家崔实撰写的《四民月令》按12个月，将一年之中应作的农事活动和农家家务手工活动做了详细的时节安排，内容包括各种粮食、油料及蔬菜的耕种、收获，养蚕缫丝、纺织、洗染、制裁，食品加工酿造，修筑水利设施，野生采摘、药物加工等都做了节气的说明。农耕生活必须讲求与四季的变化相适应，不同季气就对应不同的农事活动，不宜早亦不宜迟。汉武帝时赵过发明了代田法，巧妙地解决了黄河上游地区干旱少雨，春季播种多风、土壤墒情差的矛盾；他还发明了耧，适宜旱地播种，该农具一直持续到现代。元代王祯的《农书》是有关农具论述的详尽著作，全书有100多种农具的制作方法及农用描述。该书还对南北农业的差异做了比较，强调农业生产的因地制宜原则，不同物种必然对应不同的地域环境。先秦时人们已知道南橘北枳，《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中提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可见，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一直在强调农业活动与天时、地利和人和的关系，在世代生活实践中总结天、地、人之间的科学关系，这才是科学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原理。
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中的“因时因地制宜”特点不只在农事生产中，还表现在居住营建、手工艺制作等方面。人是自然的产物，造物是人适应自然的手段，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顺从自然、反映自然环境的历史。从穴居到半地穴、巢居，都是因地而居、因形而建。北方黄土高原适于坑挖，远古时代是半地穴居住，而南方潮湿多树木，则是巢居；窑洞应该是原始穴居和北方干旱的黄土属性、气候等多重因素，在人的自然适应相作用下而产生的居住方式，土夯墙也是干旱、疏松致密的黄土属性多因素综合重构的产物。虽然土夯建筑和土坯房曾经在全国乃至世界多地都曾出现过，但就自然、社会的综合因素考虑，此类建筑最适合我国北方黄土覆盖地区，黄土土层深厚，土质细腻均匀，是一种非常优质的适合土夯和土坯建筑的建筑材料；我国北方中部及西部夏季炎热干燥、冬季严寒，窑洞冬暖夏凉，又不潮湿，特别是西北黄土覆盖地区都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夏季降水稀少，一般的土夯墙、土坯房都会保持使用20～30年，有效使用年限不亚于多雨地区的砖瓦房。
造物主要表现在手工业方面，先秦古人已意识到地域条件对造物工艺的影响。在人类物质文化发展中有这样的规律，若某地生产某种优质材料，则这个地区往往呈现出以某种材料为原料的优良的传统工艺，正如大量产竹的地区其竹编工艺也较为发达。战国时期，吴越地区的戈、剑特别精良，这与吴越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也有关系。《周礼·考工记》载：“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首先，吴越地区有丰富的铜、锡矿藏。其次，由于生产铜、锡必有悠久的铸剑历史，在长期的文化传承创新中就会形成精良的地域工艺特色。
《考工记》中有句很著名的论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里“天有时”可理解为文化环境对造物的影响，强调一切事物要从整个自然与时代的系统出发进行设计，“地有气”可理解为自然环境对造物的影响；“材有美，工有巧”便是在适应地域环境的方式中所采用的造物材料和巧妙构思，强调主体方面的主观因素。这基本上道出了地域性设计的基本原理。
文化起源于人类为了适应环境所采取的选择，许多沉淀较深的人类文化形态，总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完成，所谓文化的差异性可以理解为地域的差异性。器物是人类适应环境的手段，人类通过器物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达到适应自然的目的。不同自然环境提供不同的物质条件，人类与自然的交换方式也不一样。在这一过程中还形成了带有地域特征的人类社会环境，人工造物也要适应不同地域的社会环境。
人类器物文化随时间和空间而变化，在同一时代，文化特征的差异性应强调空间性，也就是地域性，主要表现为与地域环境相适应；而在同一地域，文化差异性应强调时间性，时间性就是时代性，人的审美需求随时代在变。地域环境是基础，相对稳定，社会环境是文化传播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相对复杂，但从长期的历史过程看，文化呈现地域性，器物文化的发展有地域适应的特点。其实古人“适应自然”的生存模式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发性机制，所谓“天人合一”的方法是今人的定性总结，并非古人自觉性方法论。“天人合一”有两个层面的文化发展意义：一是生理上的生存适应，那时的人们刚从自然界分化出来，还有很强的自然属性，完全依靠自然，并从中简单劳动获取生活资料，对自然环境系统没有大的影响；二是心理上的生存适应，由于畏惧自然，在心理上产生了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这两种现象在长期的历史延续中不断地演变成文化体系，有较强的地域环境根基和文化惯性，最终形成一种适应地域的造物方法论。所以，从文化形成来看，人的某些审美标准不是与天俱来的，而在长期适应生存、生活环境过程中形成的，环境适应和审美形成是不可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