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医学比较与交流

中外医学比较与交流主要探讨中外医学的交流、传播与比较。科技史界对于这方面内容关注有限，探讨比较零散。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潘吉星^[36]开始关注中外医学交流，他梳理了《本草纲目》的外文译本。从18世纪开始《本草纲目》就被部分节译成法文、英语、德文，19世纪上半叶《本草纲目》被全部译成日文，有助于了解《本草纲目》在国外的传播情况，包括东传和西传的研究。宋岘^[37]则对《普济方》和《本草纲目》的回族医方进行考证，这些回族医药在明代社会生活中对中医学的影响，体现了伊斯兰医学和传统中医学的融合，也说明了中医学是在不断吸收伊斯兰医学在内的各种域外医学成果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了自身体系。陈湘萍^[38]从《本草图经》中撷取76种药物中有关医药交流的资料，从文献记载分析说明北宋中叶外来药物在中国已有较普遍的使用，也证明这些药物已融入中国传统医药体系之中。有关中日医学的交流，牛亚华和冯立昇^[39]以近代知名学者丁福保1909年赴日进行医学交流的情况为切入点，在挖掘史料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丁福保对中日医学交流和引进日本近代西医学方面的事迹和贡献。廖育群^[40]从通常谓之“中国传统医学”或“民间疗法”、广泛流行于当今社会的“拔罐”现象切入，结合与之理同法异的“蛭吸”疗法，讨论与比较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演变的过程，以及相互间可能存在的传播影响。“杯吸”（拔罐）与“蛭吸”是东西方许多国家都曾经或仍在使用的治疗方法，但其在东西方的流行程度却大不相同。日本学者真柳诚^[41]通过对汉字文化圈古医籍数据的定量分析及比较研究，展示日、韩、越三国对中国医书选择性地吸纳，进而推动医学本国化的历史。真柳诚根据10多年来对汉字文化圈中、日、韩和越南所藏28 000种古医籍的调查资料，对四国间被他国翻刻古医籍的次数及时期，以及引用他国医书等进行定量解析，其研究方法及视角均值得国内学者学习及借鉴。目前来看，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层面，中外医学交流研究将受到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