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使用新工具

让笔者列举我们知之甚少或者就不知道的一些中国科学史领域，以及研究它们将会用得上的工具。

（1）1973年在一部沈括传记中，笔者注意到北宋时期的许多人都异常地擅长于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艺术和科学，从绘画和诗歌到制地图、发明、数学、天文学和炼丹术。这些学者在此前后的数百年间都罕见。30年后，还没有人解释这种有趣的现象。无疑，很多学者对此都有见解，但这是一个研究问题，而研究还没有做。确实，这个问题，即智识广度的模式，应该有广泛研究兴趣的人去探讨。

（2）对于古代科学研究的费用，几乎就没有做过什么研究。对于大规模的医学贸易，随便是帝国内部还是国际的，也没有多少研究。经济史正好提供了处理这些问题的技巧。例如，清华大学李伯重教授把经济学技巧用于农业史和工业化史。由对老中药铺的研究，我们知道，有丰富的记载可供定量经济学的学者们进行分析。董煜宇对于北宋政府的历日专卖（2007）的新近研究，提供了一个模式。

（3）对于欧洲的科学和文学相关的研究在近30年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并且提供了许多富有成效的研究课题。这种工作在中国几乎还没有开始，尽管中国古代科学家和医生在诗歌和其他艺术方面的技能通常高于西方的同类人。文学和诗歌集成往往幸存下来，而且篇幅通常很大。喜欢文学的人都知道，诗歌表达感情，这种感情用文章很难写出来。对此进行的研究，提供了途径去接近那些会被学术所忽略的思想和感情，这样的研究当然还将阐明古代中国文学与科学之间的重要联系。

（4）医学史学者最忽视的领域，很可能就是疗效，不仅是药效，还有其他治疗方法的效果。史学家倾向于要么认可早期医生成功治愈患者的陈述，要么拒斥多数陈述。两者都不是理性进路。我们如何评价疗效声称？从狭义的技术性的现代观点看，试验测试并没有给出答案。(https://www.daowen.com)

我们从医学人类学知道，现代实验室里的疗法产生的结果，不同于原始的社会和环境里用同样的药物或同样的操作所产生的结果。要理解结果，除了技巧之外，我们还得理解那些社会和文化环境。我们也需要研究治疗者与患者之间的真实关系、他们相互作用的特征、家人或其他在场者的角色，等等。笔者目前的研究项目是处理1 000年前的功效问题，因为一项对于疗法的各个维度的研究是理解古代卫生保健如何发展的唯一可靠的方法。这样的研究是许多学者可以做贡献的。

在5年前出版的一本书里，笔者的同事杰弗里·劳埃德（Geoffrey Lloyd）和笔者论证说，为了得出最可靠的结论，研究问题的各个维度在比较研究中常常是有用的。比较实际上是一种广泛的探究方法。不必要求比较两种不同的文明。我们也可以探究同一个社会的两个时代或两个地方。

史学家趋向于仅仅研究思想史或者仅仅研究社会史，但是这些倾向都是基于欧洲习惯的区分。在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家时，还必须理解他们中的多数人所属的官僚文化，以及科学家彼此说服的方式，等等。笔者提出，最有效的进路就是首先要问哪个维度——个人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组织的、艺术的、数学的等——与给定的问题相关。然后，我们可以考察那些相关的各个维度。这让我们不仅理解了与问题相关的每个维度，而且还理解了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在这个系列演讲中的后续演讲中，笔者将论述比较和文化簇（cultural manifold）。

笔者最后想留给你们的，是可能相当大地扩展研究中国科学的学术范围的理念。竺可桢教授65年前写的一篇文章用这些话结尾：“苟能引起博雅君子对于本问题之探讨，则此文为不虚作矣。”

（席文著，任安波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7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