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的脚气病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经历了一个科学发现的“必要渐进过程”后，人类始对维生素及营养缺乏性疾病有了基本正确的认识。因而选择近代国人在此方面的研究与记载作为深入了解脚气病史的切入点，应该说是一种较好的方法。在侯祥川所著《营养缺乏病纲要及图谱》中，给出了一些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般民众食物营养成分（表4-1）及脚气病之发病情况（表4-2）的统计资料，对于准确把握脚气流行的状况极有帮助。
表4-1 不同阶层民众每日维生素B1输入量*
注：*此表引自侯祥川著《营养缺乏病纲要及图谱》（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
表4-1反映出两方面的情况。其一是维生素B1的摄入量。其中最低者为南方城市工人（上海、长沙），次则南京中等家庭和华南农户。而“南京小康家庭”“殷富之家”，以及上海的“精巧工匠”“医院职员”等皆无摄入不足的问题。其二是维生素B1与热能的比率问题，按照Cowgill氏的理论[6]来看表4-1的资料，脚气易发人群仍然主要是南方城市工人。
上述资料进一步加强了本文第一节中，那种源于切身感受产生的、对于古代脚气史料诠释的怀疑。例如，唐代医家孙思邈在论述此病源流时所说“自永嘉南度（渡），衣缨士人，多有遭者”，“近来中国士大夫虽不涉江表，亦有居然而患之者”，历来都是被作为经典之说广加征引。相信米食即会导致脚气的史家对此的解释大多为“南渡后改食米，故多患脚气；此后运河开通、南粮北运，则北方亦见此病”；谨慎者于此还会加以特别说明“脚气病并不是吃了稻米就会发生，而大多是吃了缺乏维生素B1的精米所致”。然而上述资料恰恰可以说明，尽管精白米的维生素B1含量确实贫乏，但只要不是限定以此为唯一摄入食品，则并不会导致脚气发生。正如表4-1所示，生活水平稍好的“上海精巧工匠”“医院职员”已无脚气之忧，更不用说南京的“小康”“殷富”之家。永嘉衣缨士人南渡后，或确变为以精米为主食，但却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说明他们不再饮酒食肉，或贫困潦倒到食无菜蔬的地步。又如在表4-2中可以看到，属于“水稻、小麦区”的庐州、芜湖、武穴等地，其1934年的脚气发病率竟然低于属于“小麦、高粱区”的济南。看来吃米确实未必发脚气。致于以“南粮北运”作为北方亦现此病的原因，就更显得牵强。首先，如同无法说明南渡之人的饮食结构会单一到唯以精米为食一样，北人开始食米同样不足以构成脚气流行的充分条件；其次，南粮北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北方的饮食结构，更是甚可怀疑之事。就笔者的经验而言，乐于食米，不过是近一二十年发生在北方年轻一代身上的事。对于父辈年龄的北方人来说，“米饭吃不饱”（不习惯）乃是司空见惯的耳熟之语。而表4-1的资料亦完全可以证实，事实上北方各地、各阶层民众的饮食皆不存在维生素B1缺乏的问题。凡此种种，皆说明脚气病在中国的流行，并没有想象得那么严重。而表4-2的资料似乎亦可证实这一点。
表4-2 脚气病病发数与维生素B1输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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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表引自侯祥川著《营养缺乏病纲要及图谱》（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
粗略一看表4-2所载脚气的发病区域，确有“脚气大国”之感。但仔细观察“病发数”一项，却可发现除属于“水稻两获区”的广州、福州两地外，其他各地的“入院百分率”皆低于1%，甚至不到1‰！如此的“发病率”，实在只能称得上是“偶见”。即便是广州、福州，其入院率亦只不过在1．5%左右。以如此之低的发病数来说明一种疾病与饮食习惯之间的密切关系，似乎有些困难。因为还有其他原因，例如慢性酒精中毒、肝肾病变等，亦可导致与缺乏维生素B1相同的病变结果——辅羧酶生成减少，甚至完全没有。
实际上，由于“白米维生素含量低→致使摄入不足→脚气发生”这一因果关系的实现，需要以“没有其他摄取源”为必要条件，因此脚气流行大多是出现在一些特殊的生活环境中。例如，明治初期仅吃米饭和咸菜的日本海军，在远程航行过半后，总会有大量的脚气患者出现；即便是在“维生素B1缺乏症几乎只见于慢性酒精中毒患者”的西方国家，脚气也同样会出现在某些船员和囚犯之中——如果只吃白面包而不是全麦面包[7]，但每日食用白面包的一般民众却从不患此病。此外一些有关脚气病的统计数字与实验亦大多来源于监狱、精神病院或军队[8]，因为除了动物，只有在这类特殊环境下，才有可能实现对饮食的有效控制。
具体到中国，近代的脚气流行，实际上主要是发生在二战前后这样一个特殊时期，而且主要是在难民这样的特殊人群中。侯氏之书的记述如下：“1937年日本侵犯上海，很多受难人民每天食陈久的白米饭及少量咸菜，在2个月左右就发生了很多脚气病患者。当膳食改良后（如增加了黄豆和赤豆），患者就渐减少。这可在附图8（略）看出：在9、10、11和12四个月内，在一个难民医院、一个难民收容所、一个难童教养院内脚气病病发数很高；当膳食改良后，病发数就逐渐降低。同时，在某普通医院就诊的一般市民，因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所以在一年之中脚气病病发数与以前相同。”
书中所示其他反映出脚气问题严重的统计数字，其时间坐标也大多是集中在这一“非常时期”。例如，据上海前工部局卫生处统计：1936年脚气病例179人，1937年为278人，1938年突增至1 100人。又如某医院1934年的门诊脚气患者为97人，1938年却激增到1 288人，另有273名住院病例。
科学的发展不仅认识到维生素与某些疾病的关系，不仅可以利用检测手段与给药实验来判定根据症状表现所做出的临床诊断是否准确，还通过纯粹的科学实验——对健康者的维生素排泄量进行检测而了解到：许多毫无疾病表现的“健康者”，也存在着严重的维生素缺乏问题。换言之，在维生素B1的缺乏没有达到相当严重的情况下，并不会造成脚气病的普遍流行。这样一来，本文开始所言“种种困惑”中的一个方面——具备脚气发病条件却未发病的问题，大致得到了一个最肤浅的解释。
同时，当代的“脚气”概念混淆与本义迷失，也就不再是一个难释其由的孤立现象。因为如果真正的脚气病在相距不远的过去，确实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那么在国人当中，就理应对其具有一定的认识；而不致在语言中出现将脚癣称为脚气的问题（例如日本就各有名称，绝无混淆）。反之，从概念混淆、本义迷失、视脚癣为脚气这一现象，亦可证明真正的脚气并不多见于近代社会的一般民众之中。然而如果这一解释充分成立，则又必然会导致上述“困惑”之另一侧面的进一步加剧。即当脚气发生对于饮食条件的要求达到如此“苛刻”的程度时，我们是否还能相信古代文献中那些有关“脚气”的记载？或者说，顾名思义地将脚癣等与脚有关的疾病当成“脚气”的历史，是否仅限于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