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方官吏对瘟疫成因及传染性、危害性的认识
在宋代政府的重视下，一些派到地方的行政官吏，对疫病发生的病因病症等多有观察和记载，如认识到水源污染、气候反常和天行戾气等是瘟疫形成的一些主要原因。某些地方官吏在长期防治疫病的过程中，精研医理，探求疗法，不仅积累了大量宝贵的临床秘方、验方和效方，而且撰写了许多有名的医药方书著作，记载了大量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医药方剂。
北宋时期，长期担任地方官的沈括（1031—1095）撰有《沈存中良方》《灵苑方》和《别次伤寒》。其名著《梦溪笔谈》列有专门的医药篇，记载了40余种药物的形态、配伍、炮制及其主治功用等，书中记载福建路漳州界，“有一水，号鸟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数十里间水皆不可饮，饮皆病瘴，行人皆载水自随”。
苏轼（1036—1101）在地方州府多年为官，撰有《东坡集要方》《圣散子方》《医药杂说》和《苏学士方》等，记载了宋代医学家和地方官吏治疗各种疾病所用的本草、方剂、灸法、养生、炼丹以及医案等内容。后人将苏轼和沈括医书合编为《苏沈良方》和《苏沈良方拾遗》，所收方剂中包含了大量治疗瘟疫的秘方、验方和奇方等，附有丰富的医案。绍圣元年（1094）六月，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记载广州罗浮山道士邓守安的亲身观察：“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唯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王山井水，贫丁何由得？”
方勺（1066—？）撰有《泊宅编》，记载了江南西路虔州（今江西赣州）的瘴疾系由饮水所致，并告诉人们鉴别毒水的方法：“予管勾常平，季点到邑，皆留数日，亦无他苦。大抵此地唯水最毒，常以铜盆贮水，须臾铜色微黑。予每以大锡瓶挈佳泉以自随，捐二夫之力，足了数日之食。”此即为毒水，饮用后将引发瘴疾。
关于南方地区的瘴疫，一些地方官吏进行了积极的观察和记载。李璆，字西美，开封人，政和年间进士，绍兴四年（1134）以集英殿修撰知吉州（今江西吉安），累迁徽猷阁直学士和四川安抚制置使，著《瘴疟论》。李璆经过仔细的观察，认为南方地区瘴疠的发生是地理气候条件所致，“炎方土薄，故阳燠之气常泄，濒海地卑，故阳湿之气常盛。而二者相薄，此寒热之疾，所由以作也”。又说：“余观岭南瘴疾证候，虽或不一，大抵阴阳各不升降，上热下寒者十盖八九。”在瘴疠的治疗上，他反对用发表药为和下剂，主张用温法，常用药有生姜附子汤、治瘴七枣汤、附子汤和小柴胡汤等，并灸中脘、三里、大椎或第五椎，强调用“常山”，“欲除根本，非常山不可”。因此，常山、黑漆等药材在宋代常常用来治疗瘴疾。
张致远（1090—1147），福建路南剑州沙县（今福建沙县）人，宣和三年（1121）进士，任两浙路转运判官、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绍兴五年（1135）以显谟阁待制知台州，著《瘴疟论》。他认为，“岭南地偏而土薄，无寒暑正气。阳常泄，故冬多暖。阴常盛，故春多寒。阳外而阴内，阳浮而阴闭。故人多病，多内寒而外热，下寒而上热”，是瘴疫形成的主要原因。他赞同李璆治疗瘴疫的方法，主张用正气散、姜附汤、五苓散、理中汤、七枣汤等，与瘴药相配合，善后用黄芪建中汤、大养脾丸等调服。(https://www.daowen.com)
王棐，生卒年不详，京西北路河南府新安（今河南新安）人，生活于北宋后期，著《指迷方》一篇。他认为南方瘴疫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南方天气温暑，地气郁蒸，阴多闭固，阳多发泄，草木水泉，皆禀恶气，人生其间，元气不固，感而为病，是为之瘴。”他将南方瘴疫分为三种类型：冷瘴、热瘴和哑瘴，并指出北人和南人之间存在差异，“凡往来岭南之人，无不病且危殆”。
北宋末期至南宋初期，历任襄阳尉、原州通判、建昌军通判、知鄂州、筠州的庄绰，建炎初年（1127）患疟疾，久治不效，医学家陈了翁通过灸其膏肓俞穴而愈。于是，庄绰搜集大量有关膏肓俞穴的资料，撰成《灸膏肓俞穴法》一书，又撰《脉法要略》《庄氏家传方》和《本草节要》等医书，详细地阐释了膏肓俞穴的主治功效以及取膏肓俞穴的数十种方法，成为宋代首部论述单一腧穴的针灸学著作。
南宋时期，周去非（1135—1189）任广南西路钦州教授、静江府通判，认为广南西路瘴疫流行的病因、病症和中原伤寒病类似，主张按不同证候施治。《岭外代答》卷四《风土门》载：“南方凡病，皆谓之瘴，其实似中州伤寒。盖天气郁蒸，阳多宣泄，冬不闭藏，草木水泉，皆禀恶气。人生其间，日受其毒，元气不固，发为瘴疾。轻者寒热往来，正类痁疟，谓之冷瘴。重者纯热无寒，更重者蕴热沉沉，无昼无夜，如卧灰火，谓之热瘴。最重者，一病则失音，莫知所以然，谓之痖瘴。冷瘴未必死，热瘴久必死，痖瘴治得其道，间亦可生。冷瘴以疟治，热瘴以伤寒治，痖瘴以失音伤寒治，虽未可收十全之功，往往愈者过半。”主张三瘴因症候不同，应施以不同的治法。此外，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汪南容《治冷热瘴疟脉证方论》、章杰《岭表十说》等，亦认为南方地区的瘴疫与当地气候、水土有关。
乾道元年（1165）二月二十六日，监察御吏程叔逵奏：“臣闻凡人平居无事，饥饱一失其节，且犹疾病随至，况于因饥之民，相比而集于城郭，春深候暖，其不生疾疫者几希，故自古饥荒之余，必继之以疫疠。熙宁中，浙西荒旱，取民于城而饘粥之，死者至五十余万。比尝奏乞，更于郊野设粥赈散。今饥民聚于城外，而就粥者不下数万人，颇闻渐有病者，有（弊）［毙］者。臣略问之，城内给棺（敛）［殓］者，已至七十余人，窃虑驳驳不已。日者，常诏有司择空闲屋宇，以安养之，又命医挟剂以疗治之，可谓德意周至矣。然臣窃以为众之所聚，疾势易成，转相渐染，难以复治。谓宜亟敕府县，亲行科择，多出文榜，凡有家可归、有乡可依者，许其自陈，给以粮米，使之各复归业。仍官给文引，俾就归业之处，请粥或米以存恤之。至于无所依归之人，乃令就病坊安养。”可见，“众之所聚，疾势易成，转相渐染，难以复治”是疫病形成和传播的重要原因。
嘉定元年（1208）五月二十九日，正奉大夫、右丞相、兼枢密院使、兼太子少傅钱象祖（1145—1211）等奏：“臣等即具知禀回奏外，窃唯比岁以来，飞蝗为灾，遍及江浙，陛下每睹变异，忧形词色。盖自权臣首祸，轻起兵端，南北生灵肝脑涂地，冤愤之气充塞穹壤，其散为疠疫，化为蝗蝻，理或有之。”说明宋代已认识到戾气是疫病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