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
经络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服务于针灸治疗学,而且还被用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以及分析病情、诊断疾病等。经络学说实质上是反映活着的有机体的一种生理功能,尽管至今尚未弄清经络的实质,但中外科学家均已证实人和动物体内确实存在着这种不同于血管和神经的传导系统。
中国古代医学最初对这种传导系统进行描述时,称之为“脉”[2]。《黄帝内经》中对“脉”做了详细的描述,说其中直行者为经脉,横行者为络脉,细小者为孙络,由此才出现了“经络”一词。所以经络与脉的形态基础是一样的。
当人们对中医所说的经络或脉进行研究时,发现动静脉系统的小血管、毛细血管与经络学说中某些络脉、孙络相符合,而大血管则根本不是十二正经的问题。为了解释这一问题,仍须从古代解剖实践对“脉”的概念有何影响谈起。
众所周知,经络是不能直接看到的。但在《黄帝内经》成书及其以前的时代,医家尚未认识到这一点。《灵枢·经脉》说:“经脉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间,深而不见。诸脉之浮而常见者,皆络脉也。”还说:“脉色青,则寒,且痛;赤则有热。”有关这种经脉可见性的描述还屡见于该书其他各篇,如“经脉败漏”(痈疽第八十一);“血脉者,盛坚横以赤,上下无常处,小者如针,大者如筋”(血络论第三十九);“用针者,必察其经络之虚实,切而循之,按而弹之,视其应动者,乃后取之而下之”(刺节真邪第七十五)等。可见在中医理论中认为“脉”是可见的,而且上引各句指的都是血管。
此外,在《灵枢·寒热》中又说:“寒热瘰疬在于颈腋者……浮于脉中,而未内著于肌肉,外为脓血者,易去也。”这里的“脉”应是指淋巴管而言。
总之,当时对“脉”的理解主要还是建立在人体可见的血管系统上,所以它的定义才是“壅遏营气,令无所避,是谓脉”。《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汉书·王莽传》:“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这些记载均可作为这一点的旁证。但当时对动脉、静脉、淋巴尚无分辨,所以将淋巴也称为脉;将刺络时“血出而射”(刺中小动脉),解释为“血气俱盛而阴气多”;将“血少黑而浊”(刺中小静脉),解释为“阳气蓄积,久留而不泻”。同时因为当时的解剖技术尚未达到剥离脉管系的水平,所以不可能全面认识到人体脉管系(血管系统与淋巴管系统)的真实面貌。在初步的解剖水平与当时的认识水平上,将所看到的和所感觉到的糅合在一起加以叙述,误以为这些管道的干支及其连续就是深而不见的“十二正经”。于是说十二正经是“伏行分肉之间,深而不见”,而不是没有可见之物。(https://www.daowen.com)
这种错误的概念持续达千年之久,直至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现代解剖学剥离出人体完整的脉管系,人们才认识到血管与经络体系不是一回事。
形成这种概念混乱的根本原因,是当时形态学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人们能正确认识人体基本结构的水平。我们如果不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其发展形成的过程,而以现代医生所具有的解剖学知识去看待古人,以为当时已能区别两系统的不同,或认为中医说的“脉”与西医说的“血管”毫无关系,这就无法解释既然经络体系不是脉管系,而古代医学文献中都大量存在着可认为说的是血管的文字记载这一事实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医学在其奠定理论基础的重要历史时期,并非完全立足于哲学式的思维和对临床经验的归纳总结。许多重要基础理论,包括对生理、病理的解释,直接来源于形态学的观察。这里所说的形态学的观察,也不排斥借助于对其他哺乳动物的观察。就当时医生的基本态度而言,仍然是努力在形态学方面寻找根据的,这一点在对脉的描述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经络系统的出现并不依赖于形态学,所以这方面的理论发展方式较为特殊。王莽虽然使太医与巧屠“以竹筳导其脉”,但这种技术手段却不足以达到“知所终始”的目的。如果当时的技术手段达到可以全面了解脉管系的水平,肯定在当时就会考虑到经络系统与脉管系的不同。
在中外医学形成不同体系的许多原因中,就解剖学来说,重要的不是谁有谁无的问题,而是发展方式的不同。西方解剖学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不断深入发展的。而中国古代的解剖实践从一开始就与医学理论紧密联系,所以在脏腑功能、代谢吸收理论、经络描述等重要基础理论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形态学知识。但由于封建礼教等原因,使解剖学的发展受到阻碍,社会的经济结构也使中国古代从医者不能脱离临床而从事基础研究,加之传统文化的势力使医家在看待“气”与形态两者时,更侧重在无形的方面,所以解剖学就只能停留在初级的水平,而无法深入发展了。因此,我们如果不从历史上去进行考察,就会以为我国医学的理论体系与解剖学毫无关系。
(廖育群,《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6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