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总结与展望
《神农本草经》始将“草蒿”作为正名，“青蒿”仅被视作别名得以记载。明代李时珍取消“草蒿”一名，将青蒿与黄花蒿区分开来，并分别当作正名加以记载。综观《遵生八笺》《植物名实图考》《本草质问》以及石户谷勉的调查，很难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古代典籍中出现的“青蒿”究竟是A．carvifolia（Syn．：A．apiacea）还是A．annua，实难判断。历史上这种混乱难辨的状态长期存在，还有将两种以上艾蒿属植物都称作青蒿的情况。虽然，明确何种植物为青蒿自有其意义，但这种一味追求标准答案的做法自有其局限性。作为随处可见的杂草，A．annua分布范围极广，因地域不同极易产生名称上的差异，将A．annua称作青蒿或黄花蒿都有其特殊性，不能一言以蔽之视作错误。
林奈于1753年第一次使用A．annua的名称，从产生时间来看，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贝原益轩的《大和本草》要晚。这一时期，西洋用于学术研究的植物记载逐步走向规范化，植物标本的收集保管工作也日趋成熟，如此便可避免之前异物同名等问题的发生。这一时期，中日两国都在利用本草学知识对动植物进行细致准确的识别，与欧洲最大的不同在于识别标准并非标本，而是《本草纲目》的记载。由于汉语名方面没有可供参考的标本，在拉丁名同日文名及汉语名进行对应的过程中，出现不少缺乏严密考证，仅为图方便的做法，造成了混乱难辨的局面。按理说来后继学者会对植物命名进行调查验证，然而明治后期开始，日本人多通过直接去德国留学的方式学习植物学，只需正确理解国际通行的拉丁名即可，标准日文名怎样确定，现行汉语名是否适当等问题很难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
然而拉丁名和汉语名不一致的情况确实存在，饱受其扰的生药学者开始进行实地调查，力图改善这一状况。只是这种实地考察往往只是记下当时的调查情况，并未深入结合古代典籍的记载进行根本上的重新比定。目前，中日两国都在开展细致全面的植物分布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同古代典籍记载进行比较，来验证典籍中的汉语名和拉丁名对应是否恰当，经年气候变化的影响也考虑在内，以得出具备参考价值的结果。
本文详细介绍了日本引进青蒿并对其进行植物本体及其分类、外形、名称等多方面的鉴定，笔者结合古典文献与实地考察对这些鉴定结果进行了验证、查实和重新审视，力图通过详实的史料和田野调查结果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参考。这不得不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古今对于青蒿、黄花蒿名称、种类之争的意义。众所周知，青蒿素的发现推动了医学的发展，在给临床医学方面带来突破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启示。也许更为重要的并非青蒿对应怎样的拉丁名，而是在受到古代典籍的启发对某种药物加以应用时，先不直接应用现代定义（现代拉丁名和药用部位名称等）加以解读，而要保持开放的眼光和思路，将一种植物的近缘种通通考虑在内，综合判断，逐一排查，也许就会有新的发现。
（久保辉幸、刘文俊，《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年第40卷第8期）
【注释】
[1]这里笔者所指称的“西”医与“中”医师，究竟是什么意思。本文中，“西”医生指的是那些曾接受西方医学教育的华人，所以并不包括为数甚多的在华外国医师与医疗传教士。值得一提的是，到国外接受教育的西医师里，相当多人在日本接受较短期的现代医疗训练。与西医相较之下，要界定“中医师”更为不易。首先，在1929年之前，中医的执业者并没有任何全国性的组织或团体；其次，系统化、标准化中医课程也才刚刚起步，更谈不上资格审查，因此在这段时间，想要成为中医师几乎没有什么进入门槛可言。因此这篇文章里出现的“中医师”，是广泛地指称那些以传统中医为行医内容、不曾接受正式西方医学训练的医生。关于这两群医师团体的在中西医论争中逐渐成形的过程，请参考拙著Scientific Group Formation in the Field of the State：Chinese Medical Revolution Versus National Medicine Movement。或笔者博士论文的第3章，Sean Hsiang-lin LEI，When Chinese Medicine Encountered the State（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1999）．
[2]笔者所谓“科学资格”的概念，是借自Pierre Bourdieu对于科学场域（scientific field）的分析。如同Bourdieu所指出的：“科学场域是斗争的所在，其中竞逐的标的就是……对科学资格（scientific competence）的垄断。它的意思是，某个特定行动者在科学事务上拥有为社会所认可的、具合法性的（即，被赋予权力而且具有权威性）发言与行动能力。”（强调处与括号为原著所加）
在这个意义下，这篇文章的关切点就在于中医师奋斗争取他们在中药研究上的“科学资格”的历史。见Pierre Bourdieu，The Specificity of the Scientific Field and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Progress of Reason，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1975（14）：19-47，特别是P19。
[3]此处的社会技术网络（social-technical network）的概念，是借自法国的科技研究学者拉图（Bruno Latour）的核心创见。在全文开展的过程中，随着这个网络中各种元素依序浮现，相信读者会越来越清楚这个概念在本文中的指涉对象。
网络这个概念最重要的洞察就是：不要把任何科学物视为一个单一、孤立的存在。拉图在2000年中国台北演讲时指出：“所以，我想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每一次我们想到一个科技产物或事实时，请大家自动去思考：这件科技产物是存在于什么样的网络（network）之中，而他们的出现又如何改造了原有的网络。当我们谈到一个药品，请去想到药品公司、临床实验、科学家们对其功效的辩论，还有患者对其疗效的看法。如果我们谈到一个在太阳系外新发现的行星，别忘了哈勃望远镜、收集资料用的数学模型、关系行星形成的辩论，还有这个新行星的发现对地球生命之影响。当我们谈到一个桥梁，例如衔接丹麦和瑞典的那座大桥，别忘了加上这座桥对两岸居民的影响、工程师在建桥过程中的新想法以及银行家学到的新的融资方式。如果我们谈到一个新的软件，赶快加上它对该公司的影响、对公司内组织架构的冲击、对设计银幕所用的人因工程学（ergonomics），还有对相关技能造成的改变。一言以蔽之，对每一个科技产品，我们为它加上和它相关的社会，更精确地说，为它加上相关的集体（collective）。”Bruno Latour，《直线进步或交引缠绕：人类文明长程演化的两个模型》（Progress or Entanglement？Two Modelsfor the Long Term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sations），雷祥麟译，收入吴嘉苓、傅大为、雷祥麟编，《科技渴望社会》，台北：群学出版社，2004：79-105页，特别是89页。另外也可以参考同一本译文集中的Bruno Latour，《给我一个实验室，我将举起全世界》（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 the World），林宗德译、雷祥麟校定，《科技渴望社会》，219—264页。拉图著作中与本文最相关的是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与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4]近年来，“经验”这个概念已经成了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对中医的关注焦点。见Nathan Sivin，Text and Experience in Classical Chinese Medicine，in Knowledge and the Scholarly Medical Traditions，ed．Don Bat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188-204，以及Judith Farquhar，Knowing Practice：The Clinical Encounter of Chinese Medicine，San Francisco，CA：Westview Press，1994；Sean Hsiang-lin Lei，How Did Chinese Medicine Become Experiential？The Political Epistemology of Jingyan，Positions：East Asian Cultures Critique，2002（10．2）：333-364．
[5]在这个研究计划的某些版本中，中医师曾被允许参中药研究的计划。不过尽管如此，这些中医师被指派的角色并不是研究者，而毋宁是研究目标的提供者，角色十分地有限。
[6]参见Sean Hsiang-lin LEI，Microscope and Sovereignty：Constituting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 and Containing the Manchurian Plague chapter in book tentatively titled，Hygiene and Modernity in Chinese East Asia，Edited by Angela Leung and Charlotte Furth，to be published by the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8。
[7]西医汪企张是一位中医的强力批评者，但他就曾提及，对于自己别无选择、必须开立外国的药品给患者服用，感到非常沮丧。
[8]范行准是一位研究中医历史的先驱者及中医的批评家，他考证出中医的某些组成元素，其实是源自国外。他有意识地利用历史研究，来攻击那些把中医提升至国粹地位的文化民族主义者。见范行准，《胡方考》，《中华医学杂志》，1936（22）：1235-1266。
[9]很明显的，西医对于“推销员”的指控，采取非常严肃的态度。其中有些人甚至引用来自中国海关的数据来挑战“中药是国货”的说法。见，如范守渊，《“国药”与国货》，《范氏医论集》卷2，上海：九九医社，1947：171-175页。
[10]事实上，西式药理学家也是利用相同的辩论，力促国民党政府为其建立他们自己的现代制药工业以及研究机构，见陈新谦、张天禄，《中国近代药学史》，114-116页。
[11]从1939年起，在中央药物研究所的刘绍光及其同事，就已经率先进行治疟中药的研究，见刘绍光等，《西南抗疟药材之研究》，《中华医学杂志》，1940（27）：327-342。然而，到后来，张昌绍的实验驳斥了刘的结论，见张昌绍、周廷冲，《国产抗疟药材之研究》，《中华医学杂志》，1943（29）：137-142。
[12]中医知道许多病可以传染，像是癞病、天花、性病，但在20世纪之前中医并没有“传染病”这个疾病分类范畴；在中国东北地区鼠疫凸显出这一个疾病范畴的重要性之后，最先出现而广为人知的传染病就是由国家颁布法令制订的“八大法定传染病”。换言之，当时传染病不仅被视为国家的医疗问题，它的定义与成立基础都是由国家所提供的。关于“八大法定传染病”的诞生与中国东北地区鼠疫的关系，参见Sean Hsiang-lin Lei（雷祥麟），Sovereignty and the Microscope：Constituting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 and Containing the Manchurian Plague，即将于梁其姿所编的专书中刊出，关于传统中医的“传染”观念的演化，参看同一本书中梁其姿的专文。
[13]关于常山的治疗功效，F．Porter Smith只是针对药物学的记载作改写，并陈述道：“所有形式的药物都被拿来治疗热病，尤其是那些由疟疾所引发的热病。任何由疟疾造成的症状，都推荐用常山来治疗。”在提及传统上常山被认为有疗效之后，Smith并没有说明自己对这点的看法。见F．Porter Smith（revised G．A．Stuard），Chinese Material Medica：Vegetable Kingdom，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st edn，1911；Taipei：Gu Ting Book House，rev．2nd edn，1969：293．(https://www.daowen.com)
[14]举例来说，张锡纯也记录了他在1917年如何利用常山治好自己的疟疾。可以预见地，没有西医曾经提到张锡纯的案例。张锡纯，《中药研究录》，151页。
[15]事实上，十多年后（1954）另一个生药学家曾指出，在中国药物学的记载中，鸡骨常山也不是只有一种。此外，在全国药市出售的“常山”，也不是同一种草本植物。见楼之岑，《常山的生药学鉴定》，《中华医学杂志》，1954：869-870（该期刊在当时不提供卷数）。
[16]西式科学家暗示，如果现存的中药和传统所描述的不一样时，“是必逐一考证，审名定药，辨其特征。其药今无者，即去其名，今有药而不知是否与古相何者，即以今药之性质记载之，然后中药始脱神秘之域，而归于科学之途”。见言者，《研究国产药意见汇录》，《大公报医学周刊》，1930，7（17）：46。
[17]这儿关于这两种研究取径的详尽描述，主要是来自余云岫在1952年所写的文章。笔者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余云岫对这两种操作模式的说明，就是陈果夫或其批评者心里所认定的。然而，在描述那种不同于主流的研究取径时，余云岫所用的隐喻——倒行逆施（亦即，以颠倒的顺序操作）——和陈果夫所说的“五四三二一”非常相似。笔者承认这儿可能会有时代错乱的风险。然而，这儿的关切点并不是余云岫的立场，而是这两个彼此竞争的研究取径的内容。此外，笔者的论证并不仅仅建立在余云岫的描述之上；笔者也将以其他证据来佐证他的描述。笔者之所以选择余云岫在1952年的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和其他作者相较之下，余云岫对这两个研究取径的描述十分完整而有系统。其次，更切要地，在这篇文章里，他也特别将陈果夫的常山研究当作“倒行逆施”研究的例子。见余云岫，《现在应该研究中药了》，收入黄兰孙编，《中国药物的科学研究》，上海：千顷堂书局，1952：6-11页。
[18]有些科学家会更“退”一步地强调在第一步骤的化学分析之前，需要先进行生药学的鉴定。举例而言，一位很有名的中国生药学家赵燏黄坚持要等第一个步骤（生药学鉴定）完成后，才能进行研究的第二个步骤（化学分析），否则实验毫无意义。赵燏黄，《中药研究的步骤》，《新医药》卷2，1934：331-334。
[19]余云岫在早期的文章中提到，研究中药的顺序，应该从“初步挑选”（有效的中药）开始，然后是“动物实验”，最后才是“化学分析”。他并不坚持在进行动物实验之前，就必须先对中药的化学成分有所了解。事实上，西式科学家及西医对于如何研究中药，曾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研究计划与研究程序。但至少他们在一个关键点上取得了共识，那也是我的论点所在：任何人都不应该直接用人体进行中药的检验与测试。见余云岫，《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医学革命论文选》，台北：艺文出版社，1976：52-56页。
[20]赵燏黄，《说中药》，《医药评论》，1930（39）：5-7。赵燏黄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也是于1907年建立的中华药学协会的创办会员之一。在中国药物学的现代生药学研究中，赵燏黄的贡献大概是最大的。关于赵燏黄背景与研究工作的简短讨论，见傅维康，《中药学史》，成都：巴蜀书社，1993：304-306页。
[21]根据Margaret Lock的看法，科学研究在草药医学领域的进展，基本上成果极为有限。虽然自K．K．Chen及C．F．Schmidt发现麻黄素对生理的效用算起，已经过了50年，但Margaret Lock所援引、科学研究在草药医学领域的主要成就，仍然是麻黄素自麻黄中分离这一项。见Margaret M．Lock，East Asian Medicine in Urban Japan，Berkeley 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65．
[22]西式医院会是其中的一个可能。叶橘泉（1896—1989）在1939年时指出，为了研究中药的临床效用，中医师需要有自己的医院。在阎锡山的支持下，叶橘泉创立医院用以研究中药处方。不过一直要到1955年以后，中医师才得以进到西式医院里头。叶橘泉，《对于国医设院的感想》，《苏州国医医院院刊》卷1，1939：14-15。
[23]在此值得特别说明“截疟丸”这个名称的意义。截疟丸用“截”这个字，强调疟疾初发时不要立刻使用，要等到病情已充分发展出来时，才用这个药丸“从半途截断”病势。这种使用方式，很可能源于常山所引发的严重的副作用，所以不鼓励患者在未确知罹患疟疾前就贸然使用。李时珍曰：“常山蜀漆有劫痰截疟之功，须在发散表邪及提出阳分之后。用之得宜，神效力见；用失其法，真气必伤。”由这个角度看来，无论是陈果夫贸然叫朱太太服药或许植方贩卖截疟丸，的确有相当的风险，他们甚至没有传统中对常山的理解，而又在传统的网路之外贸然使用“毒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问题。
[24]在物质层次来看，常山的转化始于某个处方所含的七种药物之一（1940年以前，陈果夫），然后是这些药物的萃取液（1940年，程佩箴医师），再来是分离出但不知名的生物碱（1944年，化学家姜达衢），继而是g-常山碱（1948年，礼来药厂的陈克恢）。在概念层次上，它由一种有毒的植物（本草传统），转化为一种杀菌药物（1935年），终而变成一种抗疟特效药（1940年，程佩箴医师）。
[25]在此笔者要感谢栗山茂久对这篇文章提出具洞察力的评论。在他评论本文时对“翻译”的提问，启发笔者彻底思考这个个案所蕴含的理论意义。
[26]必须强调，和一般语言之间的翻译不同，笔者所称的“科学转译／重塑关系网络”，是社会—技术网络中的一环。因此，除了“意义”，科学转译的核心关切还在于物质层次的物件转化。见Lydia H．Liu，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此外，关于牵涉“语言间的不平等性”的翻译实作，见Talal Asad，The Concept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in his Genealogies of Religion，Baltimore，MD＆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171-199．
[27]版本流传图据王玠考证结果绘制而成。
[28]张文共列出24处差异，其中7处为第8卷石部，另张文以为李本缺沙苑蒺藜图，事实上是有的，故多列了一处差异，所以实际列出生物图像差异16处。
[29]永怀堂本存在两种版本，其中一个全为葛鼐校订，另一版本卷8为周亮登校订；敦素堂和四美堂本，卷2和卷8均为周亮登校订，其余各卷为葛鼐校订；经余堂卷1、2、8、9、10、11、12为周亮登校注；善成堂版本目录题有周亮登校订，正文亦有多卷为周亮登校订。
[30]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一字缄斋，号栎园，栎下先生等。祥符（今开封）人，后移居南京。明末清初文学家、篆刻家、收藏家。明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任山东潍县知县，迁浙江道监察御史。入清后，历任盐法道、兵备道、布政使、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等。亮工能诗善文，才思敏捷，诗学少陵，文必秦汉。嗜绘画、书法、篆刻，善鉴赏，爱收藏。著有《赖古堂文集》《赖古堂诗集》《读画录》《因树屋书影》等，并传于世。
[31]周亮工《赖古堂集》卷24“祭靖公弟文”中记有“父母生我同胞兄弟姊妹六人，第三妹先没，二姊亦继亡，去岁春，老孀姊又以七十病卒矣。今弟又云亡，四妹远在汴上”。可见，周亮工仅有一弟，即周亮节。故周亮登非周亮工的亲兄弟。
[32]生前完成362卷，后由其门人继续著述，共76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