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刻图像流传中形变的普遍性及原因分析

图3-8　邪蒿图

事实上，不仅是《本草原始》的图像在流传中遭遇了这样的变化，明代周定王朱橚在永乐年间编订的《救荒本草》亦是如此。朱橚在园圃中亲自种植大量植物，仔细观察，并请画工绘制成图，进而编著成书。嘉靖四年李濂刊本的《救荒本草》，图例准确度很高，大多数植物都按图索骥，鉴定到科属乃至种。然而，该书中的植物图在流传复制中也遭遇了形变。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收录了该书，对其改易较多，除了卷帙及顺序的调整，图像也有很多变化。天野元之助对《救荒本草》（《农政全书》本）的图像变化进行了研究，指出13处图像差异，并提及图画本身就没有李濂刊本那样精美。可以看出，这些图像进行了很大的简化，比如图3-8中的邪蒿图。在车轮菜（车前草）中，徐光启也将弧形叶脉画成了网状叶脉，而在蚵蚾菜中却将原本错误的叶脉纠正过来。后来亦出现了许多以救荒植物为主题的书籍，包括王磐的《野菜谱》等。而后来鲍山的《野菜博录》，图像亦是直接来源于《救荒本草》和《野菜谱》，只是对其中图像进行了大量的简化、删减、增绘或者重绘，很多图例仅是将原本的阳刻改成了阴刻。

这种图像传播过程中普遍发生的形变可能有诸多原因。首先，从学风上讲，明代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在学术上空疏学风较盛，并且抄袭剽窃风气流行，这种风气不仅造成学术研究的浮泛与浅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影响着社会风气。而对书籍的随意改动便是这种风气之下的产物。闵宗殿在谈及《救荒本草》的流传时，就讲到“任意改动原著，甚至乱改原著，这是明代一种极坏的学风。在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影响下，甚至连当时著名的农业科学家徐光启也不能幸免，《救荒本草》农政本的出现，便是这种不良风气影响下的产物”。尽管顾炎武等人早就对这种风气提出批评，然而这种风气的影响并非一时能够消除的。周氏家族对《本草原始》的改易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学风影响之下的产物，图像作为书籍的一部分，自然也难逃这种随意改动的命运。(https://www.daowen.com)

其次，在明代商品经济萌芽时期，书商对利益的追求势必会影响到图像质量。王三庆对明代刻书成本与书籍售价进行了考察，刻工价格及刻工质量是影响售价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决定图像质量的，除了绘者水平，刻工的技艺同样重要，由一些廉价而技艺较差的刻工制版，可能会有效降低书籍售价，从而招徕各个阶层的读者能够支付得起书籍，然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图像的质量。提高利润的另一种方法便是降低生产成本，采用一些低劣品质的便宜的原木材料以及容易刊刻、节省工时的松软枣木等用来制版，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书籍的粗制滥造。同样，这些劣质材料自然也会造成图像的简化、粗陋与失真。

另外，明代版刻书籍中，插图的数量远胜于以往。从书商角度讲，为书籍配以插图同样也是一种商业手段，可以加强图书在时市场上的吸引力。而这种版刻插图书籍的大量盛行以及版刻商业模式的扩张，在促进书籍传播的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出版物的质量，郎瑛曾对福建的书商进行了批评，尽管他所针对的仅是文本变质，但图像变形同样也是当时为人诟病的对象。也就是这样，这些书坊在刻书的过程中，将本草之中的插图与其他绣像小说等的插图等同视之，忽略了它们用以鉴别植物的特性，使得很多优秀的本草图像淹没在明清书籍插图的洪流之中，沦落为一种符号或装饰。

还需注意的是，事实上，完全无损的保持图像不发生形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图像质量不仅取决于绘画，还取决于制版，不同书坊大多都会重新制版；另外，即使是同一个板子用久了也会模糊，这也势必会造成图像信息的丢失。而在西方早期，这种植物图像上的“以讹传讹”在临摹中也是常出现的，甚至普林尼就一直在强调复制图像的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