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穴在针灸疗法中的地位
在马王堆出土的经脉学著作中未见有俞穴的记载，仅仅是将各种病症归属于不同经脉，并以此作为施治原则。这或许与这些著作中尚只用灸法有关，即可按各经主病在经脉循行部位上泛泛施灸，没有严格准确的定位。同时代扁鹊以针刺法治疗虢太子“尸厥”时已有使用俞穴的记载，是有关人体俞穴的最初记载。至西汉名医淳于意医案中所见刺灸方法，则既有只言经脉名称者，亦有指明具体部位者，但没有俞穴的名称。这表明俞穴大约出现在战国后期，但直到西汉前期，其在针灸疗法中的地位仍不十分重要。这一特点在《素问》《灵枢》中依然有所体现，两书中言及刺、灸疗法的具体治则时，约有一半是只言经脉，不言俞穴。这种现象从东汉中期以后才出现根本的转变，俞穴的数量迅速增加[28]，并有了具体的名称及准确的定位[29]。而经脉学说则上升成为更高一级的理论，一般来说只是作为辨别疾病归属和确定治疗原则的指导性理论。
俞穴发展的另一规律是从肢端向躯干不断增加。例如在《素问》和《灵枢》中所使用的俞穴，主要集中在膝、肘关节以下的肢体表浅部位。后世针灸学著作记载足阳明胃经计有俞穴45个（《明堂孔穴针灸治要》已记载42个），而在《灵枢》中只使用了膝关节以下的10个穴位和颈部以上的6个穴位，未见使用躯干部及大腿的俞穴。这或许是由于当时使用的针具还较为粗糙，不适于在躯干部施以较深的刺法所决定的，只有当制针技术达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不断加大针刺深度，可供使用的俞穴亦随之向胸腹部发展。从早期俞穴分布的特点和当时广泛使用刺络放血的针法[30]看，我国针灸疗法使用“尖如蚊虻喙”“长三寸六分”的毫针，并不会太早，很可能是从西汉后期才得到普遍应用，因而在《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中不仅躯干部位的俞穴大量增加，而且出现了针刺深度的规定。而在《素问》和《灵枢》中，不仅针刺深度极少被言及，而且往往要在一处反复刺多次[31]。
俞穴与经脉学说的关系极为复杂。一方面，当在经脉循行部位上施以针刺疗法时，如果只是采用近乎放血疗法的刺络法，尚不需要十分明确的定位，除此之外均需要规定明确的部位。这就是经脉学说产生后，各经俞穴亦随之产生，并不断增加的必然性。但另一方面，属于经验医学的刺灸方法并未因理论医学的出现而消失，而且也是在不断地丰富与发展。例如在热病的治疗中，既有依照经脉理论确定治则的方法，也有从头至足“灸二十九处”或刺五十九处以“泻热”的方法[32]。又如《灵枢·经筋》的治疗原则更为简捷——“以痛为俞”，这就使得俞穴可以为无限多。同时，经验医学又是理论医学赖以成立的重要支柱之一，例如当人们对于背部脊神经与内脏之联系尚毫无认识时，医生却发现当内脏有病时，会在背部出现特定反应“按其处，应在中而痛解，乃其腧也”，当对于这种客观现象的了解逐渐丰富后，则总结出包括五脏、六腑及膈等，可以用于诊断与治疗这些器官疾患的一套“背腧穴”。又如当临床发现的诸多无法被经脉学说所容纳的穴位，促使医生发现与总结出新的规律时，新的理论也就诞生了，例如“耳针疗法”等局部诊断与取穴法即是如此。(https://www.daowen.com)
总之，当人们对于俞穴的认识逐渐增加时，针灸疗法与经脉学说等医学理论的联系反而又转向松散。医生较多注意哪些穴位在治疗某种疾病上具有特殊疗效，尽管从本质上讲，这是向经验医学的倒退，但在实际应用中，这又是十分必要的。
以上概述了汉以前针灸疗法发展中的阶段性，及经验医学与理论医学错综复杂的辩证关系。然而这基本上是按照现代有关针灸学的定义进行的[33]。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特别是汉代以前，针和灸这两种治疗手段，并不单纯被作为调整机体功能（阴阳平衡）以治疗各种疾病的方法，而是以直接触及病灶的方式治疗从体表到内脏的各种疾病。例如，灸法可以被用于烧灼体表的赘生物“疣”和痈疽；刺法则包括用实际是手术器具的“针”治疗体表的各种痈疽、疮疡、淋巴结核造成的瘘管、阴囊水肿、关节腔积液、肠道蛔虫、腹部的脓肿、腹水[34]等各种疾病；并规定了腹腔内的某些疾患“不可灸刺”“不可动之”，动之必造成不良后果，甚至死亡，可见亦是从失败经验中总结而来。同样，由于当时人们并没有严格地将“经脉”从人体可见组织中区别出来，始终是被视为人体组织结构的一部分[35]，因此“经脉之病”亦只是隶属于从体表向内脏过渡的一个中间层次而已。所以才有“火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36]的区别，并相应地在刺法上规定了皮、肉、脉、筋、骨等浅深层次之分。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客观治疗范围，还是从医家的主观认识上看，秦汉之际针灸疗法自身体系建立之时，尚未将针灸疗法完全从外治法中区别出来作为一种通过物理刺激（包括针刺与艾灸）、调节经脉气血、治疗全身疾患的独立治疗方法。由于没有像现代中医学所认识到的经脉属不可见之传导系统这样的基本概念，所以形态学方面的认识在医家头脑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甚至是居主导地位的作用。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则无法看清针灸疗法在秦汉医学中所处的地位。又须看到由于以《灵枢·经脉》为代表的经脉学说体系在汉代已经全面建立，故以经脉学说为基础的针灸疗法实质上已然不属外治法的范畴。
（廖育群，《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10卷第3期）